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顽固坚持“剿共”和打击抗日民主力量的恶劣行径，使张、杨两位将军痛心疾首。

　　12月4日，蒋介石又飞到西安，再次严令张、杨开赴陕北“剿共”，并由中央军在后督战。如他们不愿去，便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将17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接替赴陕甘“剿共”。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去说服蒋介石放弃“剿共”，团结抗战。回顾东北三省丢失，华北又在日寇虎视之下，张学良声泪俱下。然而蒋介石竟拍了桌子，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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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心里自有如意算盘，他以为红军三大主力虽已会师，充其量只有三万人，且经过长途跋涉，战斗力镜减。如蒋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剿共已到了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蒋不知中共早已深深植根于全国民众之心。中央戏军到达陕北后，又经过2月的东征和5月的西征，开辟了由甘肃东部的曲子、环县、洪德及宁夏的盐池、豫旺、同心等地约400余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更不知靠拍桌子只能吓退凡夫懦子，而面对的张学良、杨虎城是久经沙场、爱国忧民的热血将军，岂能顾一人之好恶而偏废抗日伟业。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果断实行兵谏，软禁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了以“停止一切内战”为中心的八项主张。张、杨表示：“我们持有公理，决不后悔。我们惟一的希望，只是求这些政策的实现和对国家有所贡献。让全国的同胞来裁判我们的功罪！”

　　西安事变杂谈

　　西安事变震惊了国内外，全国立刻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

　　蒋被张、杨软禁后，南京政府内部以亲日派何应钦为首，陈立夫、陈果夫、戴季陶等极力主张武力解决。16日，国民党中央-会议作出“讨逆”决议，由保应钦任“讨逆总司令”，任命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兵发潼关；并派飞机先行轰炸了渭南、富平、三原等地，幸因西安天降大雪飞行不利，而未遭轰炸。何之用心意在杀蒋后取而代之，他还给在意大利养伤的亲日派头目汪精卫打电报让其“速归”。蒋一旦被杀，亲日派掌权，全国必然陷入战乱，日寇乘机大举侵华，民族灭顶之灾倾刻而至。相对于何应钦的武力讨伐，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人，则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南京奔走游说，为营救蒋介石积极活动。但由于何的控制，他们不能立即起点往西安而枉自嗟叹。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事先并未通知中共。捉蒋几小时后，张才向中共中央正式致电通报，并恳请中共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当日，中共中央电告张学良：建议由可靠部队守卫蒋介石，并全力作好部队的团结工作；拟派周恩来到西安，派红军立即南下向你们靠拢，以防各种事变。经辗转奔波，周恩来于17日赶到西安即与在公馆等候的张学良开始商谈。张学良介绍了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后表示，只要蒋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还拥他作领袖。周恩来非常钦佩眼前这位青年将军，他为民族大义敢于挺身而出；没有个人野心，促蒋和放蒋都是出于抗日大局。周恩来赞扬了张、杨果敢的爱国行动，同意张学良对蒋的方针，并提出处理西安事变的看法：要说服蒋介石团结抗日，避免引发大规模内战，并预见蒋有被迫抗日的可能性。周于当晚即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保蒋安全”的策略。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议召集抗日救国大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次日又明确主张“放蒋”，与蒋谈判，促其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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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双国士铭青史 民族大义永流芳

　　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爱国将领张学良

　　张学良生于1901年6月3日，是张作霖的长子。其父张作霖拥兵自重，割据东北，直奉战争后一度控制北京，人称“东北王”。1928年，日本人企图直接控制东北，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张学良遂继其位，人称少帅。张学良身负家仇国恨，为了结束最为黑暗时代的北洋政府，谋求集中全国力量共同御侮，他响应蒋介石“南北统一”口号，把共和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实行“易帜”服从南京政府领导，并在而立之年担任国民党“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时声名如日中天。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迅速沦入敌手，使他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后参加剿共内战，但却一再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在中国-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张学良同杨虎城将军于1936年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促成了全国对日抗战的局面。此次事变结束了10年内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蒋介石言而无信逮捕了他。军事法庭判张学良10年徒刑，旋又被蒋特赦，辗转软禁于南京、浙江奉化雪窦山、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的彬州和沅陵、贵州的修文和开阳，1947年春又被转禁台湾。据说蒋介石死前告诉蒋经国，张学良“此笼中虎，不可放归”。蒋介石去世后，张学良在蒋介石的灵前，写了一幅私人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有如仇雠。”

　　爱国主义伟大业绩永垂史册──爱国将领杨虎城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在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会上称颂杨虎城将军是“千古功臣”。60年代初，在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二十五年了，杨先生一家死了四口……怎能不使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不久，毛泽东主席在见到孔从洲时说：杨虎城是个民主主义者，是爱国的，不愿做亡国奴。杨虎城部队和党的关系前后不断，时间是比较久的，前有魏野畴，后有李子洲、南汉宸。我们还看到毛泽东主席在评点二十四史时,将杨虎城将军同岳飞、文天祥、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闻一多等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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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元帅曾有：“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的名句，以赞颂杨虎城将军的丰功伟绩。1981年，在庆祝中国-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讲话中说：“我们还深切怀念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著名爱国人士杨虎城先生。”

　　1983年11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杨虎城诞辰90周年大会上，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说：“杨虎城将军有功于国家民族。”

　　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在17路军中共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开会期间讲过：“杨虎城部队从来没有清过党。”

　　1996年12月12日,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西安事变60周年大会上说：张杨两将军的义举，“有大功于抗日事业”。西安事变是一件大事，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说：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为推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杨虎城将军体恤民情、为民请命的平民情结，使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初识-党，并为我党的革命策略所感佩，为其思想进步奠定了基础。

　　杨虎城将军从旧民主革命转向新民主革命，与中国-党有过两次合作。1923年春，杨虎城率部驻榆林，期间有幸结识了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和-党人魏野畴，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挽救国家民族大危机 爱国主义精神照千秋

　　江泽民在西安事变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六十年前，我们的祖国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民族危难。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东北三省后，进而侵犯江南，侵占华北，妄图霸占整个中国。国民党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加紧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痛感“国权凌夷，疆土日蹙”，对蒋介石一味不抵抗、并再三迫令他们率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攻陕北红军十分愤慨。他们赞同中国-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们出于民族大义，毅然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举行兵谏，扣留蒋介石，通电全中国，逼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经过中国-党和张、杨两将军的共同努力，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义主张。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面抗日的重要历史转折。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张、杨两将军的义举“有大功于抗战事业”，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是一件大事，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今天我们纪念它，就是要弘扬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和中国人民表现出来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