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他们是黄金搭档,除了思想行动上的协同外,更主要的表现在他们各自能力优势的互补上。邹韬奋长于编辑工作和全局性的规划,是生活书店的灵魂;而徐伯昕善于经营筹划和具体落实,可谓生活书店的支柱。胡绳评价徐伯昕说有“‘生意人’的精明”,而这个特点,与“-上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在生活上却是个书呆子,更不善交际(茅盾语)”的邹韬奋,恰成鲜明的对比。徐伯昕长期担任生活书店经理,人称“徐老板”,他的经营才干,很好地弥补了邹韬奋的不足。1940年,生活书店在重庆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第六届领导机构,对徐伯昕是这样介绍的:“徐先生是本店事业的舵手,10余年来引导全体同人渡过了不知多少惊涛巨浪,才把本店的事业缔造成目前的规模。我们的事业之船在商业竞争的海洋中行进,每个同人都热烈拥戴这位熟练无比的舵手,是毫无疑义的。”那次选举,徐伯昕和邹韬奋均以最高票数当选。这是对徐伯昕若干年来经营成绩的充分肯定。邹韬奋对他的这位合作者也十分钦佩,从不吝啬赞语,说他有“苏张之舌”,有“出将入相”之才,说他“对本店的功绩,是永远不朽的”。诚如邹韬奋所言,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书店能迅速崛起,成为进步力量所办的出版机构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家,与徐伯昕的运筹帷幄、经营有方,是有决定性的关系的。

　　从《生活》周刊而来的生活书店,当初几乎是白手起家。主管经营的徐伯昕,既稳扎稳打,又开拓创新。他对出版资金的筹措和运用,从来都是精打细算,量入为出,从不冒险。他利用邮购户的结存余款,利用刊物的预收订费,将之变为书店不必付息的流动资金。他讲求出书效率,尽可能地缩短出版周期;他研究图书印数,采用少印勤印的办法,使有限的资金加速运转,得到充分的利用。这些都是他稳扎稳打、精打细算的表现。而生活书店编印《全国总书目》,创办联合广告,委托十大银行免费汇款等便利读者的创举,都是他细心考察、精心设计和积极交涉之下举办起来的。这些可视为他善动脑筋、积极创新的表现。

　　在整体的经营思路上,徐伯昕亦表现出开阔的眼光。生活书店建立之初,他大力发展期刊经营,走书刊互动的路线,经营上卓然有成效。除了《生活》系列杂志之外,抗战之前生活书店相继编辑和发行的期刊还有《文学》、《世界知识》、《太白》、《译文》、《妇女杂志》、《光明》、《生活教育》、《中华公论》、《生活知识》、《新知识》等十几种,涉及时政、文艺、教育、学术、文化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一个阵容庞大的杂志群落。杂志联系着方方面面的作者,为生活书店后来出书,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作者资源,同时杂志的传播也极大地提高了书店在读者中的知名度,特别是《文学》月刊和《世界知识》半月刊,加上原来的《生活》周刊,“使年轻的生活书店崛起,社会为之瞩目,声誉鹊起”,对其以后的图书发行大有帮衬,很多杂志的订户后来亦成为生活图书的读者。

　　按说,刊与书的协同互动,在民国时期的书业经营活动中,并不稀见,但是,能像生活书店这样,一开始就在期刊出版上如此大手笔的,几乎是绝无仅有。这是生活书店经营的重要特色之一,也是徐伯昕谋划经营格局宏大的表现。

　　邹韬奋曾言:“无论何种事业,能干的还要愿干,否则难有责任心;愿干的还要能干,否则难有成效。”徐伯昕带着生活书店这艘航船在商海中乘风破浪,成就出一番载入史册的文化大业,是其既“愿干”又“能干”的结果。邹韬奋明言说“同事中最辛苦的就是徐伯昕”,这是徐伯昕愿干的表现。而生活书店在-环境险恶的情况下,各项工作能开展得井井有条,以实实在在的服务,赢得了遍布海内外的读者,则是其工作出色、能干的明证。

　　1944年,周恩来在延安提议以韬奋为“出版事业楷模”。当我们回顾生活书店的发展历程,度量邹、徐两巨头间的合作成就时,我们同样有理由认定,徐伯昕也是一位值得后人学习的出版楷模。出版业的发展,既需要有像邹韬奋这样的编辑大家,也需要有像徐伯昕这样的经营专家。两种类型出版人的并肩携手,方能结出“事业性和商业性统一”的璀璨文化之果。

吴永贵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