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的客人名叫邓散木，邓的金石、书法在当时颇有影响，他与伯驹是好朋友。

　　“不要急，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散木也很想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刚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韩幹的《照夜白图》已被上海的一位姓叶的古董商人买去。据说，有可能在近日转手国外。”伯驹十分严肃地把刚得来的消息告诉了散木。

　　“韩幹是唐代一位杰出的画家，在我记忆中，他能画高僧、佛像、鬼神、人物、花竹等，尤其画马为最精。他的这幅图我还未曾见过。”散木极力搜寻着自己对韩幹画事的记忆。

　　“这幅画原藏在溥心-处，我在溥家见过此卷。这幅画是用水墨画成，简洁有力。一匹马被紧系在木桩子上，被绷紧了缰绳，怒目张口，全身耸动，腾骧四蹄，昂首嘶鸣，有一种‘君看此马不受羁，夭矮势欲凌云飞’的气概，韩幹画马，很少在马身上加以渲染，绝大部分是以劲拔、修长的线条勾成，有一种栩栩如生、跃跃飞动的气势。”伯驹话语间流露着对韩幹作品的喜爱。

　　“韩幹的画马艺术对于唐代中后期绘画产生过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在绘画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位置。”伯驹又补充说。

　　“应该立即想办法阻止这件事，千万不能让此宝流往国外。”散木说。

　　“你想想，商人是以赚钱为目的的，你我能有什么办法？”伯驹焦虑地说。

　　散木走后，已是夜半，伯驹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从被窝里钻出来，提笔给主政北平的宋哲元写信：

　　据悉，韩幹《照夜白图》卷，目前已被沪叶某买去，此卷文献价值极为重要，请君设法查询，勿任此宝出境。切盼，切盼!

　张伯驹 1936年×月×日

（第1页，共4页） 页码： 1 2 3 4 下一页 　　

　　谁知自己全力挽救画卷， 终于无效。不久，他接到复函：《照夜白图》卷被叶某携走之后，已转售英国。听此消息，伯驹如五雷轰顶，几乎昏厥过去，他痛心疾首，气愤万分。

　　因《照夜白图》的流失，伯驹担心起《平复帖》来。《平复帖》也藏在溥心-处。他记得，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上展出过此帖。为此，他曾千里迢迢专程去汉口。在展览会开幕式上，他见到了我国传世最早的这件墨宝。那是在1700多年以前，东吴名将陆逊的孙子陆机，听说好友患疾，便提笔写了一封信，慰问病情，遥祝病体平复。这就是日后成为国宝的《平复帖》，此帖比王羲之的手迹还要早七八十年。

　　他唯恐《平复帖》再被盗买，经再三考虑，决定委托悦古斋的韩博文君出面，往溥心-处相商。

　　不日，韩君来到溥心-处。一见面，他就直接了当地说：“自从《照夜白图》卷转售英国以后，张大爷坐卧不安，茶饭不思。”

　　“有那么严重？”溥心-惊讶，转而说：“这也并非我意。”

　　“依大爷之意，千万不要再使国宝流出国外，若愿让《平复帖》，他愿收；若现在需要钱，他可现在就出钱作抵押。”

　　心-沉思了片刻回答说：“现在尚不需要钱，如伯驹肯让价20万，《平复帖》归他。”

　　韩君如实回复伯驹。

　　伯驹心想：我目前尚无此财力，不过是为了在溥心畲处早备一案，不致于使古董商人先于我而已。

　　“伯驹有此预见，实乃难能可贵！”韩君赞叹。

　　“我也是在暗示溥心畲，国宝若转让，理应让给收藏家，而不应该售给古董商人。”伯驹又有些激动。

　　“我看已经达到目的啦!”韩君劝慰道。

　　伯驹这一招果然奏效。

　　1937年的早春，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叶遐庵正在筹备《上海文献展览会》，他日思夜想，欲得《平复帖》，以壮《上海文献展览会》之威。于是，他托张大千致书溥心-，诚恳表示他愿以6万元求让，心-复函大千说：“张伯驹先生已先于遐庵求让，我让价20万。事隔一年，如叶君有意收藏，让价仍不变。”大千将心-复函转给遐庵，遐庵更无此财力，此事只好作罢。

　　1937年盛夏，伯驹偕夫人慧素赴平休夏。7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由于铁路运输中断，夫妇不能返沪，在北平住了几个月。这年年底，伯驹又去天津。腊月二十七的上午，在回平度岁的车上，伯驹意外地遇上了傅沅叔先生。谈话之间，伯驹知道心-恰遘母丧，需款正急，而银行提款又有限制。

　　伯驹此时双眼微闭，略有所思。沅老见状问之：“伯驹有何心事？”

　　“沅老，我一直想收藏《平复帖》，在心-处早有备案，您能否居中周旋，如果他肯以《平复帖》作抵押，我可以借给他1万元。”

　　沅老欣然应允。

（第2页，共4页） 页码：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沅老， 此事越快越好。”伯驹又添了一句。

　　伯驹至平寓所，与夫人言及此事，慧素极为赞赏。伯驹很高兴，自从他花重金收藏国宝以来，家中无一人同意，还时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自从他和慧素成婚，家庭和睦温馨，因她给予了他莫大的支持。

　　晚饭后，夫妇二人急切地盼望着沅老的到来，待至夜深，也不见沅老的踪影。伯驹收宝心切，毫无睡意，夫人劝他早些休息，好事不怕晚。

　　次日午间，沅老至伯驹寓所。伯驹夫妇也怪，既想马上见到沅老，又怕沅老带来不测的消息，心中忐忑不安。

　　沅老未坐定即启口：“心-说，此宝若转让，只能让给伯驹君，他不仅是最早备案的，况且志在收藏。我若转让他人，不仅有负于伯驹，也将有负于世人啊!”

　　听到这里，伯驹夫妇脸上都露出了喜色。

　　沅老还告诉伯驹：“现在心-只要价4万。我看不如径直买下为简断。”

　　伯驹当即拿出两万元，请沅老先付心-，其余两万两个月内付竣。

　　腊月二十八，《平复帖》这件稀世珍宝由沅老从溥心-手里接过来，持之家中题跋后，腊月二十九送至伯驹寓所。

　　伯驹夫妇欣喜若狂。从此，他将北平的寓所命名为“平复堂”。

　　“平复堂”满室生辉，为丁丑年的春节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伯驹逢人便说：“《平复帖》伴我度过了新春佳节!”

　　正月里，一位不速之客来张伯驹家“拜访”。此人就是古董商人白坚甫。白曾向日本人盗卖了大量中国古代书画珍品，《告身帖》就是通过他转手日本人的。他得知《平复帖》的下落，便前来登门拜访。

　　“我喜欢《平复贴》，愿以20万甚至更高的殊价购买，愿张先生让之。”白坚甫自认为出价高昂，定能得手。

　　“《照夜白图》、《告身帖》等国宝均已被民族的败类转手洋人，如今你又打起《平复帖》的主意。可惜此帖已在我的手中，只要我张伯驹在，任何人也休想得到它。”伯驹得知白坚甫居心不良，有几分气愤，话说得很不客气。

　　“大爷息怒，大爷息怒！白某没有别的意思。”白现出鼠相。

　　“金钱易得，国宝无双，收起你的臭钱。”张伯驹已忍无可忍，对白下了逐客令。

　　白坚甫狼狈而走。

　　张伯驹为了保护祖国的文物，冒着一次次的风险，经历着收藏生涯的一次次艰辛……

　　张伯驹怒斥古董商人不久，他应邀来到郭世五家。郭世五名葆昌，原是袁世凯的差官，很得袁的宠信。袁称帝时，郭向袁进言，应制“洪宪”瓷器，作为“开国”庆典的纪念，并要用故宫珍藏的精品作样本。袁同意，郭于是从故宫文华殿提取了大量精美的瓷器，带往景德镇。1915年，“洪宪”瓷制成，胎极薄，瓷极细，色彩清新，图样美丽，堪称一流瓷器。袁死后，郭从文华殿提取的大量精美瓷器全部归为己有，成了郭氏觯斋藏瓷中的精品。他一面将瓷器中的精品售往美国，一面在国内继续收买瓷器，郭于是成了当时国内收藏瓷器的专家。

（第3页，共4页） 页码：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在溥仪寓居天津张园时， 郭趁其财力紧缺，又购买了《三希堂法帖》的其中二帖，即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另一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原藏故宫博物院，现在台湾)。郭得二帖后，又是企图转手渔利。张伯驹就是应邀前来就商此事的。

　　伯驹前来一是要鉴定一下二帖是否是真迹，二是顺便看一下其它的文物。果不出所料，他在这里还见到了李白的《上阳台帖》和其他珍贵文物。

　　“《中秋帖》与《伯远帖》如伯驹君愿收，我愿以20万让出。”郭世五毫不客气。

　　“岂止是这两帖，其他文物我也愿收，我将差人来与你再议。”郭世五愣了一下，他心里在想：“张伯驹真是豪富啊！”

　　其实，张伯驹在未来之前就为此事伤透了脑筋，他深知，郭旨在图利，非为收藏，国宝在他的手里，早晚终有不测。但是，他索价如此昂贵，哪有此财力收藏啊!

　　伯驹唯恐两帖流落海外，《三希堂法帖》就再也不会有延津剑合之望了。不日，他请惠古斋的柳春农居间，与郭世五复商此事。

　　柳向郭提出了这样一个意见：二帖并李白《上阳台帖》，唐伯虎《孟蜀宫妓图》轴，王时敏《山水》轴，蒋廷锡《瑞蔬图》轴，议价20万让于伯驹，但因财力不足，先付6万，余款一年为期付竣。郭应允。

　　1937年夏天，“七七”事变后，金融封锁，余款到了第二年不能支付。伯驹四处筹措无望，无奈，只好将二帖退回郭氏。其他的留抵所付之款，仍由居间人协调结束。

　　不久，郭逝世，其珍品归其子。日寇侵华，战争席卷全国。伯驹偕妻携女，颠沛流离，但一直挂念此事。日本投降，他从西安返回北平，第一件事就是继续委托柳春农向郭氏后人郭昭俊询问二王法帖。

　　春农回复，尚在郭家。伯驹表示，愿收藏。其子让价，二帖为3000万联币，当时折合黄金1000两。居间人往返数次，磋商于郭昭俊，价能否再低一些，郭没有诚意，但伯驹并未罢休。

　　正在这时，教育部战时文物调查委员会副代表王世襄到平，专门调查重要文物损失情况。他第一个找到张伯驹商议。

　　王世襄意见，首先让德国籍某人所藏铜器和郭昭俊所藏瓷器归于故宫博物院。伯驹极为赞同。

　　王荫泰在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时，曾下令：“此部瓷器有所移动，必须先呈报。”郭氏藏之精品除郭世五生前已盗卖于美国外，其余由郭昭俊让价王荫泰。所剩瓷器已多半不是从文华殿及热河行宫提取的原物，即使收回，议价也不宜过高。伯驹建议王世襄妥善处理。

　　正在磋商之中，宋子文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来到北平视察。消息传开，郭昭俊由朱桂莘引荐，攀援上了宋子文。经几次接触，一桩交易，双方默契。

　　郭昭俊公开将所藏瓷器捐献故宫博物院，由行政院发给奖金10万元美金，并委派郭昭俊为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襄理，郭暗地将二王法帖献给了宋子文。

　　故宫博物院的陈列专柜里陈列着郭昭俊所献瓷器，室内悬挂着郭世五的遗像。不知情的参观者无比景仰郭氏父子；知情的参观者窃窃私语。

　　张伯驹深知内情，对此事气愤不已。他和朋友商量，想登报揭露此事。朋友劝他：“宋家势力之大，不可轻举啊!”他终日寡欢，积郁难平，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二帖的下落。

　　一年以后的一日，他忽然接到上海潘伯鹰来函，约其撰稿。

　　为了不致使国宝流落散佚，他冒着风险，挥笔写了一篇《故宫散失书画见闻记》，不久，《新民晚报·造型》副刊刊出。文中以翔实的文字列举了故宫散失书画的一些佚事，尖锐地揭露了二王法帖的不幸经历。上海文化界人士极其重视此事，各种场合，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宋子文见事不妙，恐惹物议，急忙派人将二帖退还郭昭俊。

　　《新民晚报》的艺坛通讯载：“稀世珍品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前由袁世凯差官郭世五之子献与宋子文。据悉，宋不敢收已还郭子。刻原件存中南银行。郭子待价而沽。国宝之下落如此!”

　　张伯驹看后，稍感欣慰。他依然密切注视着二帖的去向。

　　北平解放前夕，郭携帖逃往上海，从香港转至台湾。

　　这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日夜伏案疾书，连续撰文各报刊，披露故宫博物院书画散佚之惨重，大声疾呼国家应全力抢购国宝，免得外流。

　　张伯驹热爱文物、保护文物的精神受到各界人土赞扬。然而，他也受人责备。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说：“张伯驹身为本院专门委员，不为院里之事隐讳，反而还大肆宣传。”伯驹听后，一笑了之，表现出淡然无极，八风不动的意度。他的眼睛继续盯着二帖，以至穷追不舍。

　　不久，他得知，郭昭俊定居香港，将二帖押在英国某银行。伯驹又各方呼吁。此事后报告周总理，总理指示故宫博物院以重金收回。故宫博物院经辗转在香港以重价收回了二帖。

　　伯驹自1937年见到二帖，这颗心就悬了起来，悬了整整13个春秋。岁月悠悠，一颗为民族的赤诚之心天地可鉴。

　　当收藏家的这颗心落下来时，他长吁了一口气，说了一句极其普通然而是发自内心的话：“还是-党领导的新中国好啊！”

　　（摘自：《一代名士张伯驹》）

千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