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曾属瓯地。古时有过闽瓯、越沤(瓯)等称，秦汉之际又俗分为东瓯、西瓯，武夷应属瓯人的活动中心。春秋末，西迁的西瓯人统一了岭西，沿续至今的就是壮族。壮族人自称中有“但”的音节，即与先世源于古越的疍人有关。

    壮族有个原始故事：说是一位孤清的老太，收养了一个短尾人。她死时，这个短尾人刮起了一阵狂风，把老人的遗体送到了悬崖之上，因为短尾人是不凡的龙子、他每年三月三都要来扫墓，因此形成三月三的歌节。

    这个瓯人的故事，与瓯地武夷山的悬棺葬俗似有很密切的联系。“龙子”是疍人的自称，这个短尾人就饱含了疍人的图腾崇拜印迹。

    祝穆(宋)曾引古记云：“混沌初开，有神星曰：圣姥母子二人来居此山。众仙立为皇太姥圣母。”她也是“幔亭招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母子两人居于山中，与上述那个故事中的主人翁不正恰好对应么？

    同源于古越疍人──“但”的侗族，最崇奉的神就是“去世了的祖母”，都带有明显的母系社会的痕迹。这种葬俗难道发源于母系社会？或是与母系的某种风俗有关？故事中所表现的葬俗，似仅出于后人的崇敬，也就像人们所普遍猜测的那样，极受族人尊敬的人物，才可能享受这种礼遇，因为这种祭奠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这种葬俗必然与当时武夷民族意识有关。郭沫若先生考察时曾提出，这是一种属于-的葬式。武夷山曾有“悬棺数千”，那时，悬棺可能布满了山中大小、高低的各岩壑，免受风雨之侵大概是最基本的条件。为什么要把它高搁在悬崖绝壁之上？

    有的人提出，这是为了表达后人对死者的虔敬，如五溪蛮：“弥高者以为至孝”。越高就越吉利、越吉祥。

    有的人提出，是部落酋长为了显示身份、显示势力、显示与众不同的一种方式，其中也有子民们臣服的意识。

    有人以为这是为了保护尊者的遗体不受野兽的侵扰，以保佑亡灵平安无羔。

    有人以为这是古人山岳崇拜意识的体现，是为了使亡者的幽灵更便捷地升入天国。

    有人认为，这与古先民崇祀鬼神巫术有关，仙舟可以载浮死者，由敞开的洞直接渡过冥界。

    有人认为，这与鸟的图腾崇拜有关，只有在这高高的洞穴之中，他们才可能与鸟、与先祖融为一体，才得以与它们一同比翼，找到真正的归宿。

    有的认定这是穴居与水上生活融合的具体反映。亡者可以像生者一样拥有住所、拥有最重要的生存用具，享受永久的冥福，同时还可以表达死者对生活、山川的依恋和渴望。

    有的认定，由于许多民族自信自己是从山岩中迸裂出来的，这种葬俗就带有浓郁的生殖崇拜和女阴崇拜意识；生者以此为死者超度，愿亡灵早日转世，或为子民，或为天神……

    悬棺葬的种族之谜

    周谷城先生说：“夏、商、周并不是三个相续的朝代，而是三个不同的部落或民族”(《中国通史》)。范文澜先生说：“中国境内一向居住着文化系统不同、所奉祖先不同的各族”(《中国通史》)。

    来自蒙古高原的狄人，战胜了文化发达的以伏羲、蚩尤为首的夷人(在东部海域)，和以炎帝为首的羌人(主要在中南地区)，之后，成为中原的主人。狄人的首领黄帝，由此被尊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始祖。

    据郭沫若先生考证，距今五六千年的夷人(大汶口文化)，体型属蒙古人种，接近波里尼西亚人，特征为胡须、体毛较浓，颧骨明显，鼻尖呈鹰嘴状；以彩陶文化而著称的古羌人种接近蒙古人种中的南亚系和远东系，亦称南亚人种，唇稍厚、胡须较多、脸面稍窄、鼻梁不高；狄人属于北亚蒙古人种，其中包括浓须、蓝眼、高鼻的白色人种(参见《中国史篇》)。由于这些种族的大交融，商以后才有了兼容并蓄的华夏人，尔后才有汉族。

    《小雅·天保》、《虞书·尧典》又载有“黎民”。郭沫若先生考证：“黎，大约就是中国古代的先住民族，这种人或就是马来人。‘黎民’就是最早被汉(中原)民族征服了的棕黑色皮肤的先住民族。这种民族被征服了以后便被当成奴隶使用……一天一天地消灭(失)了”(《郭沫若全集》)。

    马来人，是蒙古人五六千年前通过亚洲腹地进入中南半岛后形成一个以较矮小、皮肤棕黑为特征的人种。有些专家提出，马来人与东南部分土著居民有密切的联系。

    有“中国古代传奇大典”之称的《山海经》屡屡出现中国南方有黑色人种的记载：“不死民，其人为黑”；“雨师妾，其人为黑色”；“厌火国，兽身黑色”；“苏民国，其人为黑”；“黑齿国，人为黑”……

    现-古科学又证实新石器时代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柳江人、河姆渡人、昙石山人的人种特征都与黑人相似，可见《山海经》的记载决非虚妄。

    夏商时代的武夷族，是属于那个种属？或者与哪个种族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福建省博物馆《武夷山白岩崖洞墓清理简报》中未提及墓主人的种族。非正式材料称其为南方蒙古利亚种(黄种)，又有消息说接近于马来人种。

    在武夷山一号船棺中曾发现两个分别为棕、黑色的鹅卵石。《山海经》载“南山(武夷山)有羽民国”，郭璞注“卵生”。人类卵生的神话，是马来文化的突出特征，中国的卵生神话也来自棕黑人种。这两个卵石大概就卵生神话的体现。而棕、黑二色，可能用来表达自己的特征(肤色)。这两块卵石是否可以用来沟通武夷族与棕黑人种的联系？

    据唐善纯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的濮族，被商人征服，尔后演变为“仆”的意思，而濮就指这种黑人。这“濮”族人不就是郭沫若先生考证的“黎民”么？闽地曾有过闽濮、闽越濮等族称，武夷山的历史又与濮人有极密切的关系。   “濮”的原意是“葫芦”，直至闽越国时期武夷一带还有大量的仿葫芦造型的独特的陶器，可是濮人遗风？宋《太平御览·鬼神部》又有更明确的记载，谓闽西等地有“山都，形如昆仑人(即小黑人)，手脚爪如钩利，高岩绝峰，然后居之。棺葬法，每在高峰树杪或藏石窠间。”

    “昆仑”意为黑，原用它来称呼南亚次大陆等棕黑人种的国家。可见是黑色的人将棺木藏于岩窠间的，可是濮人的后裔？又有专家考证，武夷船棺是濮人的遗物，不就是与马来人种有密切的亲缘关系的棕黑人种所为么？

     科学家们通过对GM血清血型的研究，发现即使现代的中国南方人也含有黑种人的血液。古代实行悬棺葬的武夷族先民倘若与马来人种有较密切的亲缘关系，也在情理之中。

     武夷族是否属于马来人种，则还需要专家们通过科学研究予以论证。

     悬棺葬俗的影响有多大

    武夷山做为悬棺葬俗的发源地，为学术界所公认。随着武夷人的迁徒、文化的交流，这种葬俗竟波及到南方的十四个省、区，成为我国南方古代少数民族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它的影响甚至波及到东南亚

    武夷悬棺葬俗可追溯至夏禹时代，它延续到什么时候？有人以为至四周，有人以为到秦汉，有人以为汉以后乃有踪迹。

    这种葬俗春秋、战国之际在江西贵溪得了充分的发挥，留下了许多遗物，有的仿屋宇造型，还出土了大量先进的纺织器材及织品，与武夷先民高度发达的纺织技术可谓一脉相承。

    先秦时同属瓯地的临海(现属浙江)在东汉时还有悬棺葬的习俗，是安家族人所(三国·沈莹·《临海水土志》)，他们或许与武夷族也有密切的联系。

    台湾都兰，也有属于先秦时代的岩棺遗物。

    湖南有“楠木洞，石缝中有船，俗称仙人所居沉香船也”(清·许赞曾·《东还纪程》)。“五溪蛮，父母死，临江高山半肋，凿龛以葬之”(唐·张旌·《朝野佥载》)。

    莫休符(唐)至广西，称“象山武仙县，如建州武夷山，皆有仙人换骨函榇之迹”(《桂林风土志》)。

    贵州安顺有牛角苗者，“人死，用棺以窑藏，挂于岩上”(《安顺府续志》)。

    贝青乔《苗俗记》：“亲死，刳木以敛；置诸高崖峭壁间，不施蔽盖。”《云岭南纪蛮》云：“凌云有岑氏祖墓，亦在半山石岩间”。

    李京(元)《云南志略》说：“土僚蛮，人死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之上。”

    这种悬棺葬俗，在四川分布最广。三峡有所谓“兵书宝剑匣”；会无县有峭岩“多仙人葬，莫测其来”(《水经注·江水篇》)；在龙河两岸，随处可见“凿岩为穴，置棺以葬”的岩棺；在小三峡一带则又可见以栈悬棺；而珙县境内现存的悬棺之多可谓全国之最。

    《太平御览》载闽中汀西有“山都，藏棺每在高峰树杪或藏石窠间”。《夷坚志》载泰宁有悬棺，《舆地纪胜》载瓯宁“灵鹫山，半岩有亭，亭藏仙函”。近年来，文物部门又在武夷山东部的松溪县，发现了一个“棺木洞”，内藏三四百具明清时代的棺木。

    由于数千年的发展，这种葬俗文化的内容因而显得格外丰富。棺形由船简化为似屋、似函、似臼、以至普通棺具。葬法，由天然洞穴而至凿穴、而至设栈搭架。葬式是一个民族最有代表性、最为传统的风俗之一。但为何武夷悬棺葬俗又影响了那么多民族，波及的地域又是如此之广？

    船棺之秘

    武夷船棺以其神秘性和独特性吸引了千百年来的无数过客。它的形制是什么样的？有的“船长二 丈许，中阔首尾渐狭，类梭形，传为圆木刳成，且具棹楫，然遥望之弗能详也。”也有小的“长 丈余，阔三尺”(《武夷山志》)。

    架壑船做为葬具，一般只盛一付骨殖，但是，“大王峰有四船相覆，以盛仙函，共二十余。”此外，“金鸡洞内有贮香一船，”该艇贮满香料，又没有骨殖。架壑船有多少不同的用途呢？

    有的竟然还备有棹楫！有的是用“楠木刳成”，有的则“嗅之微有香气，咸莫辨其为何木也”(《名胜记》)。为什么要仿以船形呢？专家们以为，武夷族为越人的一支，是习于水性生活的，这种葬俗就是他们水居生活的具体反映。有的以陶器等为殉葬品，有的以卵石，或以木盘……可见船棺葬俗的复杂性。

    船棺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呢？经过科学考察的两具船棺，或许能解答部分疑问。

    由观音岩取下的一号船棺残长3.54米，宽0.56米，高0.78米，棺内空长2.16米，棺的头部和尾分别向外延伸0.4米，两边各有一洞，棺底两端向上翘，有明显的船形。棺盖头部伸出0.66米，比棺身长0.26米，头略翘。

    在白岩取下的二号船棺 与它一样，均是用大楠木雕镂而成，全长4.89米，宽、高与一号船棺相近。底如梭形，长4.53米，柩内空长2.27米，高0.44米，头部宽0.47米，脚部略小为0.45米，底厚约6厘米，两端延伸上翘的部分，分别长0.98米和0.93米，槽底部紧靠柩身档板处各凿有一个长8厘米，宽4～6厘米的长方形孔，不知有何用途。

    盖作半圆形，内部剖空，如船蓬，全长4.58米，径约0.55米，高0.44米，板壁厚1～5厘米，边缘作母口，以柩子口套合，十分精致、严密。奇怪的是除了可能用来起吊船棺的插孔外，在盖顶两侧，靠近后隔板处，还分别凿了一个10×5厘米的长方形孔，与棺底两孔对应，考古工作者以为是象征船桅杆的插孔。

    三四千年前的武夷族先人们就已经使用船帆了吗？

    船棺如何放进山洞

    《晋安逸志》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

    游三蓬，秦时人，少孤，与弟乞奴渔。一日，泊梅溪(地名，在武夷山东)渡口有老翁甚蓝缕，求渡。叩其所往，曰：“皇太姥将宴群仙，能从我游乎？”蓬兄弟幸甚，翁令瞑目坐舟中，但觉蓬蓬如飞。有倾，闻鹤唳，窃视之，则舟已搁岩间矣……

    武夷民间还传说，“有仙人乘舟渡月而来，将至地，为女子所睹，仙人化白鹤去，船留于此”。

    同样盛行悬棺葬的四川珙县，传说是神鹰变成黑衣力士用手托举升上陡壁。三峡附近则传说：“昔人于江上斗龙船，忽飞起置今处”，说是自己飞上去。广西则记载：“人谓神巫有奇术，能将棺木深夜飞升……”

    宋《太平广记》记武夷：“或风雨之夕，闻人马箫管之声，及明，则有棺椁在悬崖之上。”

    这些故事，其实都是人们对这个千古之谜百思不得其解之后的附会。传说毕竟只是传说，它代替不了事实，也代替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探索。

    严峻的生活，强悍的习性，独特的信仰，再加上他们的勇敢和智慧，武夷族的先人为了让死者享受永久的冥福，他们在峰峦沟壑间，举行了一次又一次隆重的葬礼，在武夷山上留下了这些永恒的祭奠。

    所有放置船棺的洞穴，上到峰顶，下至崖谷，都至少有数十米之遥，而所处的峭壁大多丰上敛下，而今人们根本就无法攀援。武夷族先人是用什么方法将船棺放进岩洞之中的呢？

    有人根据明代的记载，如张富郎由岩顶缒险而下，提出可能是从岩顶将棺木悬吊垂下至洞穴后，将棺柩移入的。如唐以前的五溪蛮，于“临江高山半肋，凿龛以葬之，自山上悬索下柩”。但三四千年前人类还未发明使用辘轳等机械，船棺仅长就近五米，形体巨大，难以控制，有的岩石突出，会将船棺撞毁，何况有的山峰本身就无法攀登。

    是否可能架栈道将船棺移入呢？武夷山自古就有许多飞阁栈道的记载，虽然架设栈道的工程量浩大，但武夷悬崖多是单独成峰，突兀峭拔，无缓坡可供架设。有人发现在某些峭壁间似有插孔为栈的痕迹，但考古工作者利用现代化工具在白岩考察二号船棺时，曾仔细观察过，在丰上敛下的白岩峭壁间绝无栈道痕迹。

    那么，是否可能用搭设台架的方法升置船棺呢？因为广西有这样的先例：“土酋威尊无上，殚民之力，筑土为台，运棺其中，事后台卸土撤，而棺乃独立岩际。”姑不论搭设三五十米的台架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而四曲大藏峰之金鸡洞，下临巨潭(据云，深约40米)，水流萦回，台架又何处可搭呢？

    也有人提出“可能使用提升式的方法”。且不论由山顶至山谷底常有一二百米之巨，难以操纵。1989年，同济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与有关部门合作，在贵溪尝试过用这种方法吊装船棺，却也不得不使用机械，甚至还使用了润滑油，才终于完成这个试验。

    他们是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科技条件为基础设计，如果由此推前一千多年呢？也只有徒唤奈何。依当时的技术条件，在复杂的峰岩洞壑中，仅用绳子牵拽，是无法完成船棺安置的。

    有人又在此基础上提出，是否可能人先设法进洞(或缒、或攀)，尔后再由数人合力设法将船棺拉进洞？这相比与提升式，大约可减少一半的距离，就操纵来说，也便捷多了。

    但是武夷的山洞，小的仅只能容一具船棺而已，有的甚至只能容下半个──剩下的半个常常悬在半空，这样的洞穴能容几个人呢？一两个人能将这庞然大物提升几十米而移入洞穴中吗？

    明代文人张于垒考察武夷后曾提出：“当是尔时溪流浩荡与峰等，船搁石隙，及蓬莱清浅，顿尔相失……”即“水落石出”的地貌变迁说。据地质科学工作者研究，这种沧海桑田的过程至少要千百万年之久，又怎么能在三四千年内完成？如果依此类推，八百年前的武夷精舍岂不尚处水泽之中？但还有人试图用言之凿凿的科学予以证明。

    众说纷纷，却未能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大概是各种手段都兼而有之？人们至今还在力图互相说服，而四千年前的武夷族先人早已悄悄把仙舟高搁在悬崖峭壁之上了，留下这个令一代又一代后人绞尽脑汁的难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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