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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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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或 “德先生”是和陈独秀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陈独秀把民主称为“人类进步之唯一的伟大指标” ，他对民主的执著和领悟，对前苏联社会主义最早的反思以及中国社会主义最早的探索，即使在今天，也不由得让我们惊叹他那超前的眼光。1936年3月，陈独秀发表《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指出“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史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于官僚主义，才至把党，把各级苏维埃，把职工会，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糟蹋得简直比考茨基所语言的还要丑陋”。
二、陈独秀精神是科学的精神
《新青年》在力倡民主的同时，提出的另一个口号就是科学。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即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民权并重”。所谓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而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用科学的态度看待客观事物。科学的对立面是主观臆断，迷信盲从，愚昧无知，简言之就是蒙昧。
鲁迅先生指出：“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论的人的对头。”又说：“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
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明确宣告的那样：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正确的，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在中国-党的历史上，“德先生”、“赛先生”不仅是革命的武器，也是自身建设的法宝。回顾党的历史，只有在坚持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时候，党的革命事业才能免入歧途，党史上无论是“左”还是“右”的严重错误，都是偏离了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所致。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对中国未来社会的进一步改造，同样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必将成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的双翼和两轮。
三、陈独秀精神是爱国主义的精神
祝彦先生在《尊重历史，尊重陈独秀》一文中指出，“首先我们必须肯定并褒扬陈独秀一贯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并举例说明了陈独秀一生的爱国精神，足以服众：
1897年，18岁的陈独秀就以饱蘸爱国热情的笔墨撰写了《扬子江筹防刍议》、《扬子江形势论略》两篇论文。《扬子江形势论略》全文7000余字，从国防战略的高度，阐述了他对加强长江沿线防务重要性的观点。这是中国的大门已被打开，中国正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民族危亡时刻， 18岁的陈独秀撰写的一篇充满了爱国热忱的论文，希望清政府能够意识到危机四伏的现状，加强长江国防。
1903年，沙俄拒不撤出中国东北，陈独秀在安庆发起成立了安徽爱国会，并召集安徽爱国人士在安庆藏书楼举行拒俄大会。陈独秀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呼吁“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愤于中国人“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
令人敬佩的是，陈独秀始终把爱国主义摆在首位，并不计较个人得失和恩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独秀一走出了国民党监狱，即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中去。为了同仇敌忾，陈独秀毅然表示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抗日。他深明大义地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这些话说得很诚恳也很感人，体现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博大胸怀!
陈独秀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有他深刻的理性思考的，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对炎黄子孙具有永远的警醒意义。陈独秀说:“我们中国，家族的制度，在各国之中预算完备的了，所以中国人最重的是家，家家有家谱、有族长、有户尊、有房长、有祠堂……个个人一生的希望，不外成家立业，讨老婆，生儿子，发财，做官这几件事。”至于“国家何物，-何事”，一概不知。如果与他们谈到国家之事，总认为有皇帝官府作主，与老百姓无关，不知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若国大乱，家何能保”的道理。
为此，陈独秀提出了每一个爱国者都必须遵守的“五字格言”，力求国民性质得以改善——
(一)“曰勤”:必须以勤勉改变“吾华惰民”之习惯，从经济学的生产三要素看，“故人力应视为最重大之生产要素”，所以“一社会之人力至者，其社会之经济力必强”，否则，“人力废而产业衰，产业衰而国力隳”!
(二)“曰俭”:如果每个人贪食渔色，奢侈成瘾，必然“堕落人格”。倘若国家奢侈成风，必然“国力虚耗”。所以，陈独秀大力提倡勤劳节俭，主张“人人节衣省食，以为国民兴产殖业之其金”。
(三)“曰廉”:陈独秀对那些强取横夺，贪占国家或个人钱财的赃官贪吏，历来都是恨之入骨。由于贪官当政，大小官员贪得无厌，形成贪风四起，贪额暴涨的局面，所以他主张反贪倡廉，惩贪奖廉。如果贪官不除，“有何爱国之可言!”
(四)“曰洁”:我华人“外观之污秽”太甚，“其内心之不洁，尤令人言之恐怖”。陈独秀极为厌恶这等“卑鄙龌龊之国民性”。所以，他提倡全社会既要搞好公共卫生，也要改善个人的心理卫生，真正做到凡我“爱国志士，宜使身心俱洁”。
(五)“曰诚”:无论是“人而无信”，还是“政府无信”，都很可恶，对国对民都很有害。所以，人要言而有信，国要取信于民。
四、陈独秀精神是真实的马克思主义精神
首先，南陈北李，陈独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引进者和倡导者，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阵地。毛泽东说过：陈独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党方面，相当于俄国的普列汉诺夫。
其次，陈独秀创立了中国-党，并作为党的前五届领导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实践者。对于陈独秀所犯的错误，唐宝林先生在《历史研究》发表的《重评-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一文，依据俄罗斯解密的前苏联档案，揭示出1923～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完全是在联共-局和-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又搞文过饰非，把责任推到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头上。
再次，面对国际共运出现的问题特别是斯大林主义，陈独秀又是中国最早怀疑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并进行反思的人，是最早深刻总结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探索中国革命，他又建立了“中国-党左派反对派”，成了中国“托派”的领袖。“托派”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系，托派的基本主张之一就是“党内要有民主”，“托派”的主张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种探索，俄国已经给托洛茨基平了反。
第四，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的殉道者。正因为陈独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传播、探索和实践者，特别是后来，他成为了中国“托派”的领袖，使陈独秀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同时又是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长期以来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殉道者。
因此，陈独秀精神是真实的马克思主义精神，而不是假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更不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精神，他的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精辟论述，至今对我们仍起着警钟的作用。正如郭德宏先生在《陈独秀评议》一文中所指出：有的人说陈独秀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顾事实，睁着眼睛说瞎话，难道陈独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都是别人写的吗？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做出的指导都是别人做的吗？中国-党竟然那么没有水平，选了一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当了自己最主要的领导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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