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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顶商人胡雪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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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税率；还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又称治外法权，即外国人在华犯罪由本国处理，不受中国法律制裁）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继英国之后，美、法两国分别胁迫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并获得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特权。“墙倒众人推”，中国遭遇国难时，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等，也乘虚而入，与英、法、美“共同分享”侵略特权
战后10年间，本来就深受封建统治之苦的百姓又加上了帝国主义压迫这一重负，生活境况更加恶化，纷纷铤而走险，仅《清实录》道光、咸丰两朝所载，1842－1850年（道光二十二、三十年），全国武装起义就92起。1851年1月11日（道光王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广东花县人洪秀全（1814－1864）在广西桂平县发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一一太平天国革命。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太平军势如破竹，先在永安建国，继而迅速挺进两湖，奠都南京，接着又溯江西征，挥师北伐，在相当长时间内，占有大片地盘。与清廷分庭抗礼。在此期间，上海与福建的小刀会，两广天地会红巾军、北方捻军、贵州苗民、云南彝民和回民、陕甘回民、山东白莲教、浙江天地会也纷纷举行反清起义。
中国内战使列强有隙可乘，他们趁火打劫。1856－1860年（咸丰六一十年），由英、法两国出面，美、俄幕后支持，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规定：公使驻京；开放牛庄（实行时改营口）、登州（改烟台）、台湾（选台南）、潮州（改汕头）、淡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11处为通商口岸；承认鸦片贸易合法；洋货运内地只抽2.5％的子口税；各海关邀外国人帮办税务；洋人可自由进入内地传教、通商、游历，其商船和军舰可驶入长江各口；割九龙司地方的一区给英国；赔偿英、法军费各800万两。经此变故，外来势力从沿海扩大到长江流域，从华南伸展到东北，中国的领海和内河主权、海关和贸易主权、司法主权受到侵害，特别是公使驻京一条，意味着官派入京的洋人再不是康乾盛世时行面君之礼的“贡使”，而是以条约为护符、侍武力为后盾的公使，这对以“万邦来朝”的“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不能不说是个致命的打击。
道光以后内战外祸的结果使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素称“鱼米之乡”的东南地区兵燹之后，死亡枕藉、流离皆是。以浙江为例，各地册报的荒地多达112366顷又74亩，省会杭州这座繁华的历史文化名城到1864年（同治三年）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时，已呈现“断瓦颓垣，蒿蓬没路，湖山佳胜，遍地腹膻”的残破景象，城乡人口也从道光末年的81万锐减至几万。
与此同时，旱、涝、蝗、饥、疫等自然灾害也相当频繁，如1871（同治十年），杭州、余杭遭受大雹，房屋塌损；湖州龙卷风蔓延百里，卷走数村；诸暨、萧山大雷雨，有的地方村无完屋。1872年（同治十一年），孝丰、嘉兴、嘉善、桐乡、石门、海盐、慈溪、镇海等地地震。1873年（同治十二年）夏、秋，杭、嘉、湖、绍大旱歉收。1874年（同治十三年），武义宣平山洪爆发、平地水深数尺；镇海、慈溪大疫，死者甚众。1875年（光绪元年），杭州府各县水旱相继，飞蝗蔽天。以上仅是1871－1875（同治十年一光绪元年）浙江自然灾害中的荦荦大端，至于全国各地的灾情那就更加不胜枚举了。
鸦片-、战争赔款、内战军费加上各省局卡官夷贪污中饱，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清政府财政状况不断恶化，1864年（同治三年），户部库储从1850年（道光三十年）的800万两降低到结存“实银”仅6万余两，按成丰年间任刑部员外郎。1876年（光绪二年）任驻英副使的广东番禹人刘锡鸿的说法，到同治、光绪年间，京外各库存款较之道光末年十不及国库磐悬必使百业受困。19世纪中、下叶正是举办洋务、筹边固防之时，常有请款之奏，而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物质基础作统治基础，晚清财政的窘态为拥有殷实资本的商人介入国事提供了客观前提。
其次，商品经济发展和欧潮澎湃东来冲击传统的农商本未观，为商人施展抱负创造了较前宽松的氛围。
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专制政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封建政府对极易引起人口流动。破坏小农经济稳定性的商品经济采取苛刻的态度，奉行以农稼为本、以工商为末的政策。秦始皇（公元前246一公元前210年在位）在著名的“琅玡刻石”上刻有“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八个字，意思是提倡农耕、反对经商才是富民之策，此为抑商政策的滥临。刘邦（公元前202~公元前195在位）建汉后，“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并发布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吏”的规定，将抑南政策加以系统化。而汉武帝（公元前140一公元前87年在位）更把抑商政策付诸行动，他在公元前119年颁布“算缗令”，向大商人、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规定每2000钱抽税一算，他还鼓励知情者揭发，叫做“告缗”，这样一来。中等以上商贾大多破产，而汉政府发了一笔横财。
自汉有轻商之律，历朝统治者奉行不变。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甚至规定：允许农民穿细纱绢布，而商贾只许穿布；农民之家只要有一人经商，也不许穿细纱。这种在服饰上严别农、商等级的做法甚至延至清代前期，欧阳兆熊、金安情《木窗春呓》记载：“下人服饰不准用天青，即商贾亦然。”
传统中国崇农抑商的政策和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化导向使“商为未业”、“商人为四民之殿”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政府立国施政还是民间世俗生活一直谈‘未修则民悫，本修则民怨”的原则所左右。
然而，商品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载体，起着沟通人与人之间、地区之间联系的纽带作用，社会发展需要商品经济，谁也无法回避这个客观事实。加上封建政权租赋仰给农田，往往竭泽而渔，导致种田勤苦而利薄，经商安逸而利厚，受实际功利的驱使，总有那么一批人会不顾政府的贬黜去闯荡南海，所以商品经济在封建高压下依然有缓慢的发展，到明朝中、后期，已在磨难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内的变革因素已悄悄萌动。进入晚清，偏离传统轨道的进程因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而呈现跳跃式的轨迹。战后，由于门户洞开，各国大量输销工业品、掠夺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首先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受到冲击。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通过控制海关、航运、财政、金融等经济枢纽，把经济活动拓展到中国广大腹地，并深人穷乡僻壤，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加上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举办洋务新政，开办一批近代军事、民用工业，这就促使传统的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向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商品经济过渡，社会出现力田稀、服贾繁的局面。
另一方面，晚清以降，西方物质文明、生活习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通过洋货输入、传教布道、租界展示、出洋考察和大众传播等各种渠道传人中国；这至少从以下两方面对中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欧潮东渐与商品经济联合冲击传统社会安贫守道、默奢尚位的固有观念，致使去朴从艳、斗富党奢成为愈演愈烈的社会时尚。薛福成（1838－1894年，江苏无锡人）《庸盦立笔记》记载道光年间南河河道总督、道员、厅讯诸官饮食衣服车马玩好务极奢侈，他们吃的猪肉就有50余种做法，其中一法：把猪关在室内，雇人手执竹竿追打，待猪叫号奔绕至死，菁华集于脊背，宰工迅捷划取其背肉一片，这样烹调出来的猪肉甘脆无比，但一桌宴席就约需10头猪，其余猪肉全被扔到沟渠。有客人眼见此景，不免惋惜，屠夫司空见惯，笑说：“何处来此穷措大，眼光如豆。我到才数月，手钱数千豚，委之如蝼蚁，岂惜此区区者乎？”另有鹤掌，做法是：在地上宠铁，用炭火加热，驱鹅环奔，鹅跑不了几圈活活烫死，厨工只取集中普华的两掌，其余鹅肉就丢弃了，每席所需不下数十百只鹅。 捞得一官半职做资本、挥霍国需民财的官员固然骄奢-逸，而下层暴发户丝毫也不比他们逊色。孙静安《栖霞阁野乘》记述有个助饷百万、赐二品头衔的洪姓盐商起居服食甚至超过王侯。1868年（同治七年）仲夏，洪某在家宴客消暑，客人只见楼阁峥嵘，洞虚缥渺，丘壑连环，亭台雅丽，四壁紫檀雕镂，苑圃水池微澜，“筵上榴、荔、梨、枣、苹婆果、哈密瓜之属，半非时物。……馔则客各一器，常供之雪燕、永参以外，驼峰、鹿脔、熊蹯、象白，珍错毕陈。”酒酣人热，主人即命布雨，一时，池面龙首四出、甘霖滂沛、烦暑顿消。原来是洪府仆人坐在用西洋皮革制成的龙的背上鼓水而上。
晚清斗富意奢之风使商业利润具有更大的诱惑力。对荣华富贵的向往导致世风不古，人心躁动，人们开始挣脱传统社会片面强调“重义轻利”的怪圈，不再以言利为耻，洋务运动时期上海书局编的《记闻类编》中有一篇《运会说》，内中讲到：“古则教以人伦，令则课以文艺。古以师儒为重，今以财货为先。故古之士以致君泽民为己任，今之士以饱欲肥家为要务矣。”寥寥数语真切地反映出晚清社会义利、本末观的变化。
其二，西学，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包括那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广泛传入中国，伴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人们通过考察中西政教，探究强弱之本，越来越感到学习西方的必要，其中有一条即是借鉴西方国家以商立国的经验。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林则徐（1785－1850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魏源（1794－1875年，湖南邵阳人）就提出“利商”主张，到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涌现出以王韬（1828－1897年，江苏长洲，今吴县人）。马建忠（1844－1900）阵，江苏丹徒今镇江人）、薛福成、郑观应（842－1922年，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汤寿潜（185－1917年，浙江山阴（故里今属萧山人）等人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他们亲历了洋务运动，又广泛阅读了新式报刊和译著，既了解西方国情，又熟知本国积弊，他们欣赏西方各国“平时谋国精神专在藏富于商”，认为：中国只有振启铜弊、尽快发展资本主义才能跟上世界大势；一个国家只有先富起来才会强大，而要致富，必须大力发展工商业。为此，他们除了建议设议院君民共主、制洋器、来西学、兴教育才之外，还呼吁“工商立国”。早期改良派反复强调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用薛福成的话说：“握四民之织者，商也。”郑观应甚至提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基于对商业的推崇，早期改良派主张把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由“四民之殿”提高到“四民之首”，理由是：“士有商则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有商则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则售其所作而作益勤。”
早期改良派在强调振兴工商的重要性的同时，还就如何发展工商业提出自己的主张，包括废除厘金制度、改革海关税率、引进外资、延聘洋匠、派人出洋学习先进技艺、限制经济运行中的官权干预行为、推广商办，等等。早期改良派的重商主张反映了新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如上所述；胡雪岩所处的时代既有内忧外患频仍交袭的创痛，又有新潮激荡、网罗打破的感奋。这是一个忧患与希望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的时代，而他正是在这大变动的环境中把握机遇。成为朝野注目的一代巨贾。
关于胡雪岩的籍贯，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安徽绩溪，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陈旭麓、方诗铭、魏建献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和1989年版的《辞海》均持此说，杭州胡庆余堂博物馆展览厅的胡雪岩生平简介也赫然写着胡雪岩是安徽绩溪人。
然而，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刊登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欧阳跃峰先生题为《胡光墉籍贯考辨》的文章，对上述说法提出质疑。
据欧阳先生考证，说胡雪岩是安徽绩溪人的史料有两条：其一是沙沤的《一叶轩漫笔》，但他对胡生平事迹最早仅溯至助左宗棠西征，而且述事十分简略，对西征前的活动丝毫没有涉及，更谈不上对胡雪岩幼时情形作一交待，近代掌故学家徐一土（字相甫，浙江嘉兴人）编纂的《一士类稿》（初版于1944年），广泛搜罗有关胡雪岩的史料，摆在长达1.4万余字的”谈胡雪岩”专条，可谓极尽探颐索隐之功，文中对《一叶轩漫笔》关于胡雪岩籍贯的说法就表示怀疑，指出：“胡为杭人，盖无异词，此独日绩溪，或其祖籍耶？”其二是l948年8月上海《春秋》杂志上刊登的东方慧的《胡庆余堂创办人：豪门鼻祖胡雪岩》，然而此文主要是针对国统区运用官僚、豪门资本发国难财的奸商而发，着眼-意义，从学术上看却颇多舛误，比如文中说胡雪岩“本年发财本年破产”，实际上胡雪岩在1872年（同治十一年）资产就达2000万两以上，而破产则是1883年（光绪九年）的事。仅此一端就可知作者仓促成文，连基本史实都没加推敲，更不会花费时间对胡雪岩的籍贯寻根问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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