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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少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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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学比于齐鲁。”(《蜀志·秦宓传》)这就是说，蜀郡本来是中国大地文化上的空白点，只因为当时在那里当郡守的文翁派遣司马相如到中原去学习“七经”，学成后回乡教授弟子，蜀郡的文化才一下子提高上来，可以与儒家的故乡齐鲁一带媲美!当然，在秦宓的心目中，司马相如的文学修养也是到中原学习后才提高上去的。
可是秦宓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首先，是时间不对头，因为司马相如在文翁守蜀前就已做官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提到：司马相如在汉景帝时就做了武骑常侍。但他不喜欢这个官职，而酷爱辞赋，可是汉景帝偏偏不喜欢辞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梁孝王进京来朝见景帝，跟着进京的有邹阳、枚乘、庄忌等一大批文士，相如很喜欢他们，就托病辞去武骑常侍一职，而到梁孝王的门下去游学。对梁孝王带着一大批文士进京的这段历史，我们从《汉书·文三王传》推知，当发生在梁孝王参与平定七国叛乱以后，也即景帝前元7年至公元前150年那一次。这也就是说，在景帝当皇帝的前期阶段。可是这时文翁还未守蜀呢!他守郡是在景帝后期，所以相如根本不可能充当“郡县小吏”被文翁派遣东出学经。况《史记》、《汉书》本传也未曾有相如充当“郡县小吏”的记载。
其次是生活经历不对头，文艺思想不对头。按秦宓的说法，司马相如被遣东出学“七经”，学成后又回蜀传授“七经”，并且一下子把蜀郡的文化儒术提高到像齐鲁一样的水平，这当是一桩多么了不起的事件，他简直是个大经师，是建设蜀郡文化的功臣，这样的事，司马迁是肯定不会不知道的，可他却没有写，有这可能吗?班固写《汉书》司马相如传，也基本上照抄司马迁的记叙。他在《汉书·儒林传》为西汉二十七名经师立传，在《循吏列传》里对蜀郡守文翁倡导学经也大加赞赏，但对相如的活动却不沾一笔。他能这样无视司马相如的作为吗?不能。惟一可解释的是，秦宓的话纯属乌有子虚之事。再从《史记》相如本传所叙述的司马相如的活动经历看，他也根本不可能有时间进行过类似传经的活动，他一下子就以富家子弟的身份而得到郎官，所谓“以赀为郎”，做景帝的武骑常侍，紧接着就是到梁孝王的门下与诸生交游，梁孝王死后又立即回成都家居，不久就发生了所谓“窃妻”的事件，再后就为汉武帝作赋去了。他哪来的时间去从事治经传经的活动呢?司马迁与司马相如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人，司马相如死时，司马迁已二十八岁了，他的说法比起后司马相如三百多年的秦宓自然要可靠，我们不能轻信秦宓的话。
司马相如的文艺思想与儒家的文艺思想也大相径庭。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特别强调文艺的经世致用，为-服务；在形式上注重崇真尚实，反对华饰。但司马相如却完全背道而驰，他的赋大都沉醉在文艺作品的娱乐作用上，并且为所欲为毫无节制地运用虚构夸张的笔法，写出文辞华丽至极的作品。也正由于他的赋与儒家的要求格格不入，所以千百年来才一直引起一些儒家信徒的批评，如《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司马相如等人一方面不注意作品的讽谏劝诫，另一方面又恣意骋腾文势，讲究华饰，所以当扬雄一旦转向推重儒经之后，他对自己早年从事的写作活动就表示了忏悔，他不再写赋了，他甚至回过头来狠批汉赋，鄙弃曾经被他推崇的老乡、老前辈、著名赋家司马相如。可见司马相如是绝不可能让文翁送到中原去学经，更不可能从事一系列的讲经传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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