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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民主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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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陈独秀结束五年的牢狱生活，投入抗战*热潮。他衷心地拥护国共合作抗日，显示了民族至上，共御外侮的爱国立场。但是，陈独秀既不见容于国共两大武装*集团，也不见容于中国托派极左小集团。1938年7月，蒙受“汉奸”、“间谍”屈辱的陈独秀，不得不拖着贫病之躯，离开抗战*中心武汉，来到四川重庆，又几经辗转，最后躲到江津小城，远离*斗争的旋涡。
1939年，因老病多难，不断搬迁，陈独秀约有十个月没有动笔为文。但是，他的思索没有停顿，而是更加深邃了。同年底，陈独秀定居在江津城外二十里远的鹤山坪石墙院杨氏山庄，直到1942年5月27日与世长辞。在最后的两年多的岁月里，陈独秀虽被摒除于*中心之外，却以其清醒的思考，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形势，关注上海托派临委的动向，尤其关注“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从1934年开始的持续多年对“反对派”的大清洗大屠杀暴行。苏联大批政要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以及原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民粹派分子等，都被肉体消灭。被*数，有说几十万人，有说数百万人，有说两千万人，究竟多少，至今是一个谜。1940年，逃亡国外的托洛茨基也被苏联秘密警察机关派人用利镐砍死。这样的历史惨剧，怎能不让陈独秀对于民主和专政问题进行思考并作出合理的解析呢？
陈独秀郑重而严肃地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陈独秀最后的论文和书信》，1948年印行。以下引文除注明出处者外，均引自此书，不再一一注明）所谓思虑六七年，可上溯至1934—1935年间。那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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