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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历史人物宋襄公与孙武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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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襄公与孙武子，都是中国军事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典型，则在于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战争价值取向，前者是礼乐仁义至上论者，后者是唯利是趋决定论者。
然而，历史往往是无情的。战争，尤其是古代社会中那些为争夺统治权力而互相厮杀的战争，总是要彻底撕掉那块“仁义道德”的遮羞布，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展示于世。于
是乎，恪守“军礼”信条，奉行“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原则的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被不讲信义且又实力强大的楚军打得落花流水，大败亏输，成为战争舞台上的完败者。让后世讥笑了数千年，甚至被斥之为“蠢猪式的仁义”。而提倡“兵者诡道”，主张“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孙武子，则因其五战入郢大破楚军的业绩，加上撰著《孙子兵法》十三篇的功勋而被尊奉为“兵圣”，扬名千秋，光彩照人。
不过，从更深的层次考察，我们可以发现，那位倒霉的宋襄公并不是一无可取，而风光千年的孙武子也不是毫无瑕疵。
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所作所为，其实并非他本人心血来潮、视战争如儿戏，而是他努力保持君子尊严的举动，恪守战争当受道德规则约束的选择。体现“军礼”文化要求的《司马法》强调，用兵应该“正而不诈”，即必须做到“成列而鼓，不相诈”，“逐奔不远，纵绥不及”，战争的程度与范围应该受到必要的限制，不允许无节制地使用暴力。作为深受“礼乐”文明熏陶的宋襄公，无疑要在战争指导上反映“军礼”传统的诉求，表示出泱泱君子之风。只可惜他的军队太弱小，一旦与强大的楚军进行堂堂之阵的交锋，处于下风乃至惨败在所难免。
至于孙子，则没有过多的传统包袱，他的作战指导原则更合乎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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