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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高气傲之士——李贽

    笔,逐字雠校,肌襞理分,时出新意。其为文不阡不陌,摅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诗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书,每研墨伸楮,则解衣大叫,作兔起鹘落之状。其得意者亦甚可爱,瘦劲险绝,铁腕万均,骨棱棱纸上。”(同上)万历二十四年,他开始流转山西沁水、大同等地;万历二十五年,他到北京,寓西山极乐寺;万历二十六年夏,又到南京,居永庆寺,曾三见利玛窦。万历二十八年春,他到济上刘东星漕署,编《阳明先生道学钞》、《阳明年谱》;后北上通州,被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李贽在狱中说:“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得死所矣。如何不死?”万历二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他-于狱中,从容赴死。
        李贽著作等身,最主要的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等。
        李贽的这些著作,骨子里充满了一种追求个人自由与解放的反叛意识。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中曾说:  “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所以,李贽学说的一个很大特点是对封建理学进行批判。
        他认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他说,如果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则千古以前无孔子”,那就没有是非了吗?他认为,天生一人,自有一人的作用,孔子的作用很大,但不能夸大孔子的作用。他讽刺道学家“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崇拜,挖苦说:怪不得孔子以前的人整天点着蜡烛走路!在我国封建时代,敢于议论孔子,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传统观念,否定孔子的权威,这是要具有十足的胆量和勇气的。
        李贽认为道学家崇尚的所谓“经典”,是用来骗人的,正所谓“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藐”。他讽刺道学家“依仿陈言,规迹往事”,“瞻前虑后,左顾右盼”,这些人平日只会“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一旦社会有变,“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他批判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虚假说教,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伦理表现在日常生活之中,而不在日常生活之外。他斥责道学家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衣冠禽兽,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两面派、伪君子。他表示与假道学誓不两立,说:“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焚书·答焦漪园》)“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可以知我之不良死矣,可以知我不怕人矣,可以知我不靠势矣,盖人生总只有一个死,无两个死也。”  (《续焚书·与耿克念》)李贽的这些批判意识是那个时代社会矛盾的反映。李贽所处的时代,我国封建社会已日益走向没落。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社会-黑暗,阶级矛盾加剧,因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否定封建传统思想的社会思潮。而这种新思潮的产生,多多少少又与正在萌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因而李贽的思想,不仅有对旧势力的批判,而且有对新势力的赞扬。例如,他对我国沿海地区兴起的社会关系持肯定态度。他认为私欲和交换关系的产生都是必然的。他说:“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圣人亦有势利”。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交换关系,说“天尽市道之交”。这些观点反映了当时正兴起的社会经济的关键。此外,李贽对妇女寄予了很大地同情。他主张男士平等,反对重男轻女。认为男女有性别之分,但无是非之辩。在婚姻关系上,他推崇卓文君,赞同男女自婚嫁,打破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配方式,这也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婚姻方式的变革。
        李资的思想涉及到许多方面。早年其自然观有唯物主义倾向,认为天地万物皆阴阳二气所生。他虽表示不信仙佛,但自其接触王守仁心学后,思想有所转变,“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后来他还接受了禅宗的观点,相信“万法尽在自心”,山河大地同清静本原合而为一。因而李贽的学说服膺于“心学”,并把王守仁的“良知说”,发展为“童心说”。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他认为,童心,绝假纯真,是最的一念之本心。失去了童心,便失去了真心;失去了心,便失去了真人。他分析由于人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了许多假事、假理、假言、假语,而逐渐失却童心;“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他力主批判假言假语、假人假理,主张“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焚书·童心说》)李资的“童心说”影响很大,它不仅成为其批判道学的理论依据,而且作为—种文学新见解,即为文要从真心中自然流出,这个观点对于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公安派散文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盖棺不能论定。李贽死后,褒之、贬之不一。
        褒之者说:李贽“盖言语真切至到,文辞惊天动地。能令聋者聪,聩者明,梦者觉,醒者醒,病者起,死者活,躁者静,联者结,肠冰者热,心炎者冷,柴栅其中者自拔,倔将不降者亦无不意顺而心折焉。”(汪本钶:《续刻李氏书序》)
        贬之者曰:“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败为是非而已。学术到此,真是涂炭,惟有仰屋窃叹而已!如何如何!”(顾宪成:《束高景逸书》)
        明、清的统治阶级把李贽的学说看作“异端之尤”、“非圣无法”的洪水猛兽,加以销毁;就连王夫之、顾炎武这些进步的思想家也对李贽加以贬斥。“五四运动”前后,吴虞等人受李贽学说的鼓舞,把李贽思想当作“打倒孔家店”的思想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书局分别校点出版了李贽的著作。值得指出的是,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那种把李贽当作尊法反儒的英雄也是有失偏颇的。李贽思想具有进步意义但又有自身局限性,这是需要实事求是加以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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