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候，丝绸之路大大繁荣起来。1959年，考古学家在南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部民丰尼亚河畔的流沙中，发现了一对男女合葬的干尸。据考证这是我国东汉时代的墓葬，出土文物非常丰富，有色彩绚丽的印有“万世如意”的锦袍，有“延年益寿宜子孙”字样的锦袜，还有女主人生前用过的梳妆用的奁（lián）盒。盒内的钢锭还铸有“君宜高官”四个汉字。据考证，墓中的男主人是位“佩汉印绶”的西域少数民族武官。民丰，是汉时西域小国精绝的所在。从这些丰富的文物可以看出，当时内地的灿烂文明，随着丝绸之路的通畅，已经给新疆地区以极大的影响。

丝绸之路的开辟史中，有两位作出卓越贡献的杰出人物，这就是张骞和班超。张骞是西汉武帝时候人，他在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当时的西域，是指现在甘肃玉门关以面包括新疆、中亚直到欧洲的广大地区。第一次出使，汉武帝交给张骞的任务，是让他联络西域的大月氏（在今苏联和阿富汗）国，共同抵御北方的匈奴，从而打通中原往来西域的通路。但这一次张骞险些没有完成任务。他和部下一百多人刚出了玉门关，就被匈奴人捉住，匈奴人把他们扣留了十多年。最后只剩下一个匈奴族人堂邑父，还跟随着他。他俩凭着机智，在一天夜里偷偷离开匈奴营，历尽千辛万苦，忍着饥渴，好不容易才逃出匈奴控制的地界。他们在西域辗转了一年多，回到汉朝，把熟悉的西域各国情况向汉武帝报告。几年以后，汉武帝第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这一回张骞到了乌孙（今新疆伊宁南），和乌孙国王结成了很好的朋友。他还派同去的三百使者分别到了大宛、康居（皆在今苏联中亚地区）、大月氏、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安息（今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身（yuan）毒（今印度、巴基斯坦）、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等国。张骞和他的部下在西域各国受到了热烈欢迎，当张骞回国时，乌孙王特送汉武帝良马数十匹。这些马后来被汉武帝命名为“天马”。张骞出使西域后，西域和汉朝的来往越来越频繁，丝绸道上每年都有大批使者来往，多则数百人，少则百余人，民间商队更是络绎不绝。

班超是东汉时人。他出使西域在公元73年。班超是一位非常果敢的武将，东汉明帝时，他被任命为行军司马，只带三十六人出使西域。这时，匈奴的势力又强大起来。龟兹（今新疆库车）国王倒向了匈奴，反对汉朝，并仗势欺负邻国疏勒（今新疆喀什），派人把疏勒国王杀死，而另立龟兹人兜题做疏勒王。班超在离疏勒城九十里的地方住下来，然后派部下到疏勒，趁兜题不备，突然闯上前把他捆绑起来。这一行动把兜题的手下人都吓呆了，惊惶逃走。班超来到疏勒以后，立即召集疏勒文武大臣说明来意，当众宣布仍立疏勒王室旧人为王，受到了疏勒人的拥护。班超还按政策放回了龟兹国人兜题。这些正义行动，使他在西域的威望越来越高。后来汉朝政府要把他调回时，许多王国的人民都不肯放他走，甚至抱住马腿跪着挽留他。

自从张骞、班超通西域之后，名闻中外的丝绸古道畅通无阻了。两汉和以后各代中原王朝政府，在这条交通要道的沿途设立了许多驿站、亭障、烽燧台；汉唐各代政府还在丝绸之路沿线实行移民屯田。丝绸古道上出现了驿马不绝、垦田连绵的兴旺景象。

多少年过去了。昔日繁华一时的喧闹城市，而今有的完全被流沙湮没，有的则仅剩断垣残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外考古学家们在这条丝绸古道上，不断发现一千年、两千年乃至三千年前的遗址遗物。由于这一地区气候干燥，环境闭塞，长久以来便形成一座天然“文物宝库”。1900年，在新疆罗布泊地区发现了汉时的楼兰古城，古城里还发现了大量的铜、玉器、丝织品和铜币，在当时引起全世界的瞩目。过了半个多世纪，1968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在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古墓里，发现了大批珍贵的唐朝文物，包括色彩鲜艳的织锦、云头锦鞋、彩绘木罐，以及大批文书古籍。这些埋在流沙中的遗产，使人们对丝绸之路有了更新的认识。至如被誉为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的敦煌莫高窟，还有号称我国四大石窟之一的克孜尔千佛洞(克孜尔千佛洞，位于新疆库车正西，拥有洞窟二百三十六个。)，以及当今被称为“丝路绢都”的和田，这些更可以看出丝绸之路千年古道所留给后人的遗惠。

由于旧社会统治的黑暗和无能，丝绸古道上的许多举世珍品，大量被外国“探险”家盗走。据不完全统计，仅本世纪三十年代初，一个德国人从我国新疆窃走的壁画、塑像、手抄或印刷各种文本的文书，就达二百七十七箱。解放后，丝绸古道连同道上残留的或还暂时埋藏在流沙中的文化遗产，才得到人民政府的关怀和珍视。敦煌莫高窟、楼兰古城、高昌古城、克孜尔千佛洞，都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丝绸大道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我国的考古工作者们，正在把丝绸路上数不清的谜，一个一个地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