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大运河全长四千多里，以洛阳为中心，共分四段，自沁水入黄河处至涿郡（今北京），名日永济渠；自洛阳至盱眙（Xu yi，今江苏盱眙）入准，日通济渠；自山阳（今江苏淮安）至江都（今江苏扬州），名邗沟；自江都至余杭（杭州），名江南河。大运河修整得十分气派，据历史记载，“水面阔四十步，……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洛阳）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全部工程自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起，至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即告完成。这样短的时间，完成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工程，广大劳动人民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是可以想见的。

运河修成后，隋炀帝为了炫耀自己的威仪，曾先后三次乘龙舟“游江都”。至今，在扬州一带尚有隋炀帝下扬州的许多传说。据说，其中一次是因为扬州盛开着一种罕见的琼花，隋炀帝为看琼花，乘兴泛舟而下。现在，扬州还有一处琼花观，观内有琼花台，据说就是当年隋炀帝看琼花的地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炀帝游江都，十分排场。他所乘坐的龙舟，有四层楼，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最上层盖有大殿，中二层建有一百二十个房间。紧跟炀帝的龙舟，还有皇后、诸王、公主、百官的船。船形各种各样，有似飞龙，有似白虎，有似青鸟，有似龟鳖，舳舻相接，达二百多里长。这些船仅用拉纤工，就有八万余人。船行沿途，更是骚扰百姓，炀帝命令船过五百里内，皆献美食，一州以至百车。吃不完，船行之前，皆令随从弃埋。

隋炀帝的暴政，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反感。唐人小说《海山记》，引用了当时的一首民谣：“我兄征辽东（指隋王朝对高丽的战争），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困隋隄道。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少，前去三十程，此身安可保。”从这里不难看出人民在隋王朝暴政之下，已是朝不保夕，处于绝境。不久，隋炀帝的统治就被人民起义的浪潮推翻了。

唐宋时期，隋开凿的大运河，在经济上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唐宋诗人皮日休有一首《汴河铭》，称赞道：“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尤其在南粮北运方面，大运河起着重要作用，以致在宋朝有“天下转漕，仰此一渠”之说。

唐朝中后期，几乎“全倚之江淮之粟”，来维持帝国的局面。唐玄宗时，在京城长安望春楼下，开了一个广运潭，以容纳各地来往的商船。有一次，水陆转运使韦坚在潭上举办了一次博览会，三百多只游船上大量陈列的，几乎全是江淮各地出产的物品。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进一步残破，唐王朝的供应更是倚仗江南地区。史载有一年，长安闹粮荒，唐德宗狼狈不堪。大臣韩湿从运河运米三万石至关中，德宗喜极欲狂，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可见运河航运，对唐帝国的兴衰，有多么密切的关系。

宋朝时候，首都转到开封，运河的作用更为明显。当时人说：“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他们认为运河废“则大众不可聚”。运河对京城的作用，“乃是建国之本”。有一个统计材料说，北宋时，每年通过运河由江南运到开封的粮食，达到五至八百万石，其他金银布帛、香药、茶叶无数。

元朝时候，政府对大运河进行了多次开发和整治，重新开通了大运河河道。元朝的运河以大都（北京）为中心，南行越过黄河、淮河、长江、太湖流域，直达杭州。这条大运河自汴河以南利用了隋朝以来的旧有河道。汴河以北主要是新开的河道。新开的河道有两段：一段是会通河，从山东东平，向西北至临清，接通原有的运河河道。再有一段是通惠河，从大都到通州。从通州顺白河就可到天津，然后接通隋朝修的旧御河河道，到达临清。这条新河道直从山东境内穿过，不再绕道河南洛阳。这就大大缩短了南北运河的距离。元朝的大运河总长三千余里，基本上就是今天的大运河。

明清时代，因为海上运输遭到禁止，南北水运完全以运河为主。据统计，明朝每年行驶在运河上的漕船，达一万艘以上，形成大运河的繁盛时期。这一时期，大运河沿岸新兴了许多商业城市，山东的德州、临清、东昌、济宁；江苏的淮安、扬州，都成为一时繁华之区。清朝中叶以后，由于黄河改道和历届政府的反动统治，大运河长年处于淤塞状态，几乎成了一条死河。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运河回到人民手里，才开始获得新生。党和政府提出了整治运河的宏伟规划。从1959年开始动工，首先拓宽苏北一段运河河面，现在这段运河已经全部通航，甚至还能通航到淮阴以北至微山湖。计划京杭大运河还得全部疏浚。将来在这条古老航道上行驶的，将是载重千吨的大型船队，和各种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大运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人工开凿的河道，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举；它和万里长城同样是闻名世界的伟大工程，同样是中华民族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