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生活的北宋，是个积贫积弱的王朝。北宋的虚弱，在宋仁宗时（1023──1063年）已经显露出来。范仲淹认为必须实行改革，只有改革，北宋王朝才能有长久之业。他写了《答手诏条陈十事》上书给宋仁宗，提出了改革的十条措施。这十项措施中有一项就是“复古兴学校，取士本行实”的主张，也就是要求兴办学校，改革科举。他的主张得到宋仁宗的赞赏，仁宗任命他为参知政事，进行改革。这次改革是在北宋仁宗庆历（1041──1048年）年间，所以历史上称之为“庆历新政”。在这期间掀起的兴学浪潮，就被称为“庆历兴学”。

庆历新政期间，宋仁宗下诏兴学：“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外，余并各令立学。”“新政”还规定，只有在学校里学习三百天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新政”对州县学校的名额、教授和学生的资格都做了规定，一时办学之风兴起。以江西为例，庆历以前州县学校只有十五所，庆历以后几十年中就办学三十九所。庆历以前抚州没有县学，读书要到百里以外的地方，庆历以后有了县学，可以就近读书了。学校的规模也很可观，饶州（今江西波阳）府学当时有学生一千余人。总之，庆历以前州县学校少，庆历以后“州郡不置学者鲜矣”。有人说“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就是指庆历兴学说的。中央的学校也扩大了。最高学府国子监的生员（学生），由原来的五、六十人，增加到三百人。庆历兴学对于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

范仲淹重视教育、兴办学校的活动，并不始于“新政”期间。早在1015年，他在广德军（今安徽广德）任司理参军（掌狱讼的地方官）时，就在广德军建立州学，后来他在兴化、睦州、苏州、饶州、润州等地作官时，都注意办学培养人才。1040年，西北地区战事频繁，局势紧张，范仲淹调到陕西任经略安抚副使（掌管一路军政的副职）。在戎马倥偬之中，他也没有放松兴学育才的活动，在延州（今陕西延安）城东南建立了嘉岭书院。

由于“新政”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们阻挠“新政”的推行。不到一年，“新政”便被废止了。兴学浪潮也逐渐减退。但是已兴办的学校，不少仍保存了下来。“新政”废止以后，范仲淹也被贬为邠州（今山西彬县）知州。但是范仲淹并不气馁，一到任仍旧着手兴建州学。第二年，他又调往邓州（今河南邓县），在邓州修建了花洲书院，并亲自讲学。在逝世的头一年，他已是重病缠身，但是仍然不忘兴学，上书皇帝要求扩建杭州州学。

范仲淹一生致力于学校的兴建，是由于他重视人才的培养。他说过，国家之患，没有比缺乏人才更为严重的了。国家有贤杰的人才，才能兴旺太平，没有贤杰的人才，国家就要大乱。为此，他不遗余力地倡导兴办学校，通过学校来培养经邦济世的人才。他不仅努力兴办学校，而且善于发现人才。当时有个叫孙复的人，是个穷秀才，后来为生活所迫到处乞讨。范仲淹很同情他的处境，赠给他钱财，与他亲切交谈。谈话中，范仲淹发现他谈吐不俗很有才能，于是就把他留在府学，每月发给三千钱的薪俸，使他安心读书，不必再为生活奔波。同时还亲自指导他攻读《春秋》。孙复聪明好学，常常通宵达旦地苦读，终于成为闻名的《春秋》大师，被朝廷召到太学讲学。

范仲淹不仅善于发现人才，而且还善于培养人才。宋代著名的思想家张载，年青时好谈兵书，想当个军事家。他把自己的想法上书告诉了范仲淹。范仲淹正任边帅，工作繁忙，但还是热情地接见了他。范仲淹发现他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年青人，就告诉他：你真正的才能不是军事，而是钻研学术，还授给他一部《中庸》，劝他安心钻研学问。年仅十八岁的张载，深受感动，从此致力于研读经书，在范仲淹的指导下，终于成为著名的思想家。北宋大将狄青，原是个士兵，作战十分勇敢，“每临敌，被发面铜具，出入贼中，皆披靡，无敢当者”。范仲淹主持抵御西夏进扰时，发现了这个人才。他见狄青出身低微，没读过什么书，就送给狄青《春秋》、《汉书》，教他认真读书，并且说：“熟悉这些书，才可以断大事。如果不精通古今，只能算是匹夫之勇。”从此，狄青认真读书，精通了秦汉以来的将帅兵术，终于由单纯的勇士而成长为一名有勇有谋的军事家。范仲淹善于诱导、因材施教，培养了许多人才。他先后向朝廷推荐了数以百计的各类人才。他们之中有著名的-家富弼、军事家狄青、教育家胡瑗、文学家欧阳修、思想家李觏（gou够），理财家许元等等，这些人都各有建树。

范仲淹之所以能够发现和培养那么多人才，是因为他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有着不媚权势刚直不阿的风骨，同时还有着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办学经验。他不愧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家、教育家。

范仲淹也是一位文学家，他工于诗词散文，脸炙人口的《岳阳楼记》，就是他的千古名篇。

总之，他称得起是宋代“第一流人物”。在苏州西郊的天平山西麓，据说是他少年读书的地方，至今还保留着范公祠，表明后人仍在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