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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一、惩贪官,奖廉吏──朱元璋打击贪污

    开,大收贿赂,贪赃枉法,胡作非为。老百姓编出民谣,诅咒他们说:“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都啼天哭地。”百姓活不下去,只好铤而走险,起来造反了。从这里,朱元璋认识到,吏治的好坏,是关系到能否巩固统治的大问题。因此,他下决心整顿吏治,严惩贪官。

    明朝建立不久,朱元璋召见大臣,宣布说:“从现在起要严立法禁,凡是官吏贪污害民的,决不宽恕。你们都要好好领会我这句话,如果廉洁奉公,就好似走在平坦的大道上,从容自在,如果贪赃犯法,将好似闯进荆棘丛中,寸步难行,即使勉强挣扎出来,也是体无完肤的。”接着,他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严禁官吏的贪污盗窃,并召见各府州县的官吏,告诫他们说:“现在天下刚安定下来,老百姓的财力都很困难,好比刚飞的小鸟拔不得羽毛,新栽的小树动不得根,应该让他们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你们千万不要去扰害他们。”

    但是,当时的官吏,并没有把朱元璋的活放在心上。他们认为新登基的天子都要来这一套,那不过是说说而已,不必当真。他们学元朝官吏的样,见钱就抓,见财就捞,贪赃枉法,无所不为,“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即刑罚,泛指法律)者出入刑名(即不按法律办事)”。浙西地区农民交纳秋粮,原先规定交到京城南京的仓库,农民就要额外花销一笔很大的运费。后来朝廷为减轻农民的负担,让农民把粮食折成钞币,将钞币直接交给附近的官府,称为“折粮”。但许多地方官却向农民征收各种车船运费和包装粮食的蒲包、竹篓费。这些加征的运费和包装费,竟高达粮食折价的百分之五十。有个负责征收税粮的粮长邾阿仍,在征收粮米一万石之外,用巧立名目的办法,多征粮食二万二千石,钱一万一千一百贯。农民缴纳不起,他强迫农民揭瓦拆屋,变卖衣裳、锅灶、牲口和农具作抵押,弄得许多人倾家荡产。一个地方的小吏竟贪污这么多钱粮,中央的大官贪污的数额就更大了。丞相胡惟庸广收贿赂,他家中的金帛、名马和各种奇珍异宝,据说多得没法数。朱元璋连声哀叹说:“各衙门的官吏上任前,我都开导过他们,叫他们不要胡作非为。但去了以后,有几个听我的话?”“象这种愚下之徒,我这般大年纪,说得口干了,气都接不上来了,也说他不醒!”

    为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着想,朱元璋便用极其严厉的手段来打击贪污。只要发现官吏有贪污违法的行为,他即动用残酷的刑罚,严加处治。凡是贪赃枉法的,统统发配到北方偏僻荒凉的地方充军。贪污赃款银六十两以上的,都押到土地庙枭首示众,剥皮实草。连官吏出差乘坐官家的牲口、车船,携带私人物品超过规定重量的,也严惩不贷。明政府规定乘坐官家的牲口,除随身衣物外,携带私人物品超过十斤的,每五斤笞(用小荆条或小竹板敲打臀部、腿或背)十下,每十斤罪加一等,最重到杖(用大荆条、大竹板或棍棒拷打臀部、腿或背)六十下。乘坐官家车船,附载私物超过三十斤的,每十斤笞十下,每二十斤罪加一等,最重到杖七十下。

    除了平时的零星打击,朱元璋还集中清查了几个大的贪污案件,对贪官污吏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清洗。1385年,御史余敏、丁举廷告发北平(今北京)承宣布政使司(主管行政的省级机构),提刑按察使司(主管司法的省级机构)的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人,伙同户部侍郎(主管土地、户籍、财政的副长官)郭桓、胡益、王道亨等人贪污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命令司法部门严加追查,牵连到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主管刑法的最高长官)王惠迪、兵部侍郎(主管军事的副长官)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朝廷的高级官员和各布政使司的官员,以及地方上的许多豪强地主。明政府发现他们除了盗窃国库的金银宝钞,盗卖官仓的粮食外,还贪污大量没有入库的税粮和鱼盐等各项税款。贪污盗窃的总额折成粮食,共达二千四百多万石。朱元璋下令将赵瑁、王惠迪等人弃市(在闹市处死,将尸体暴露街头);郭桓等六部侍郎以下的官员也统统处死;各布政使司有牵连的官吏几万人都逮捕入狱,严加治罪;追赃牵连到各地的许多大地主,被抄家处死者不计其数。

    在打击贪污的过程中,朱元璋不仅雷厉风行,毫不手软,而且不避权贵和亲属,不论职位多高,同他本人的关系多么密切,也决不曲宥。丞相胡惟庸除了贪污,还犯有其他罪状,被处死。开国元勋华云龙,在北平私自占据元朝丞相的住宅,被撤职罢官。驸马都尉(皇帝的女婿)欧阳伦,凭着自己是朱元璋结发妻子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不顾朝廷-私自贩卖茶叶,几次在陕西贩运私茶;他的家奴周保还叫当地官吏,征调民间的几十辆车子为他家运输私茶,稍不如意,就任意打骂地方官吏。由于欧阳伦有权有势,谁也不敢过问。有个河桥巡检司的小吏不堪凌辱,把这事告发了。朱元璋得到消息,怒不可遏,下令赐死欧阳伦,诛杀他的家奴周保,还写了一个通敕令,派人带去给那个告发的小吏,表扬他不避权贵的精神。

    在严惩贪官的同时,朱元璋又大力表彰廉吏,以扶正压邪。济宁(治所在今山东济宁)知府方克勤,为官清廉,关心百姓疾苦。当时朝廷号召农民开荒,规定荒地垦种三年才开始征税。但他上任之前,当地官吏不按规定办事,不到期限就向开垦的农民征税。百姓说朝廷不守信用,都扔下土地不种了。方克勤上任后,就宣布要严格执行朝廷的规定,并把土地按土质的肥瘠分成九等,依照等级收税,民心马上安定下来,开荒种地搞得热火朝天。后来,有一年夏天遇到干旱,农民正忙着抗旱抢种庄稼,当地的官军却下令征调民工修城。方克勤赶忙出来阻挡,说:“老百姓正忙着耕种,怎么能去干扰他们?”他请求中书省取消这项徭役,得到了中书省批准。徭役废除后,随即下起了一场大雨,老百姓非常高兴,编了一首民谣说:“孰(谁)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方克勤还注意兴办教育,在乡村办起社学,延请儒师教民间子弟读书。他在济宁任职三年,“户口增数倍,一郡饶足”。但自己却过着十分简朴清贫的生活。一件布袍穿了十年没有换新的,每天只吃一顿有肉的菜。三年后方克勤到京城朝见,朱元璋特地赐宴表彰他,并把他送回济宁继续做知府。

    经过二、三十年的斗争,明朝官场的风气逐渐有了好转,吏治日趋清明,社会慢慢安定下来,经济也随着发展起来了。

    摘自:人民教育出版社《龙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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