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在发布誓师词后，亲自率领大军二万人，分两路进攻抚顺。在进军前，他向全军申明军纪：“阵中所得之人，勿剥其衣，勿-其妇，匆离其夫妻；拒敌者杀之，不拒故者匆妄杀。”同时颁布《兵法之书》，修器械，严军令。一切准备好了后，于四月十四日，命将出师。

抚顺城濒临浑河，是建州女真同明朝互市的重要场所，努尔哈赤青年时，常来这里贸易，因此这里的山川地理形势，他了如指掌。当时明朝驻守这里的是游击李永芳，以前努尔哈赤也曾同他打过交道。努尔哈赤派出先遣部队假冒商人来抚顺扣市，将抚顺商人和军民诱出城外贸易。然后后金主力乘机突入城内，捉住守将李永芳，抚顺遂不战而下。同日，后金军左四旗兵又攻占东州（今沈阳东南）、马根单（在赫图阿拉西南）两座城池。当后金军撤走时，明广宁（今辽宁北镇）总兵张承胤领兵万余人仓促来追。努尔哈赤派军环攻，利用风沙大作的有利天时，全歼明军，俘战马九千匹，甲七千副，兵仗器械，不可胜计。努尔哈赤在初战大胜后，又于同年七月，亲统八旗军，进鸦鹃关，围清河城（今辽宁本溪东北），明朝守将闭门固守，城上施放火器，八旗兵死伤千余人。努尔哈赤命军士头顶木板，从城下挖墙而入，城陷，守将及兵民万人皆战死。

抚顺败报传至京师，明廷举朝震惊。明神宗慌忙召集九卿科道会议，商讨“大举征剿”赫图阿拉的决策。1619年二月，后金军转攻叶赫部，叶赫部向明廷告急。明神宗感到边事十分危急，立即从全国各地调集军了九万余人齐集沈阳，派兵部尚书杨镐（hao号）为辽东经略，统四路兵马向赫图阿拉进攻。西路是主力，由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三万人由沈阳出抚顺关，入苏子河谷；南路由辽东总兵李如柏率领二万五千人，由清河出鸦鹘关；北路由开原总兵马林率领明军及叶赫军二万余人，从开原出三岔口（今辽宁开原南）；东路由辽阳总兵刘綎率领明军一万人和朝鲜援军一万人出宽甸。四路兵马齐向赫图阿拉。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全局。

努尔哈赤探知明军四路进击的军事部署，他并没有采取分兵迎击，而是“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即实行集中优势兵力，逐路击破的战略。努尔哈赤率六万名八旗兵，迎击来势汹汹的明军。努尔哈赤经过分析判断，杜松的西路军是明军的主力，只要破了杜松，“则他路不足患”。因此只派五百人防守自宽甸来攻的刘綎先头部队，集中主力迎战杜松军。杜松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将官，他是军深入，轻敌冒进。为了抢头功，他命令军卒不待舟筏，策马渡河，浑河流急，明军淹死的不计其数。三月一日，他驰至萨尔浒后，分兵为二，以一部在萨尔浒山下结营；他亲率另一部进抵吉林崖（在萨尔浒东北），攻打界凡（在赫图阿拉西北铁背山上）城。

努尔哈赤命代善、皇太极率少数兵力援界凡，亲统八旗铁军冲向萨尔浒。明军用战车列阵，放火镜，发巨炮，炸弹爆发，血肉横飞。后金铁甲骑兵奋力冲击，在呐喊声中，狂扑明军萨尔浒大营。铁骑集中一点，攻陷方阵，突破战线；纵横驰突，一鼓作气，攻下了萨尔浒明军大营。紧接着，后金军又驰赴界凡。当时进攻界凡的杜松军，听到萨尔浒大营失陷的败报，军心已动摇，又遇到从吉林崖山下压过来的后金军，士气更加低落。杜松率官兵奋战数十余阵，企图占据山头，忽然大风扬尘，对面看不见人，明军打起火把，从明击暗，铳炮都打到丛林中去了；后金军从暗击明，发无不中。后金军以数倍于杜松军的兵力四面围攻，杜松左右冲击，矢尽力竭，落马而死，他率领的军队全军覆没。

明军主力杜松部被歼灭后，努尔哈赤又乘胜挥戈北上，急攻驻守在尚间崖（在萨尔浒西北三余十里）的马林军，两军短兵相接，骑兵横驰。正在酣战之时，主将马林怯战，策马先奔，副将麻岩战死，余众大溃，全营皆没。紧接着，努尔哈赤又转兵南下，进攻宽甸路的刘綎军。后金军设伏于距赫图阿拉约五十里的阿布达里冈，以五百余精骑诱战。阿布达里冈一带，重峦叠嶂，山路险隘，刘綎督令兵马单列行进。后金军弥山满谷，伏兵四起，首尾齐击，四围厮杀。刘綎战死，朝鲜援兵投降。杨镐在沈阳，听到三路败报，急令李如柏回军，才使这一路逃脱了覆灭的命运。

这次大战前后共四天，以明军溃败和后金军大获全胜而告结束。明军由于-腐败、军事废弛、将帅不和和指挥失算而遭到惨败。后金汗努尔哈赤则正好利用明军上述弱点，再加上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指挥才干，终于取得这次战争的辉煌战果。乾隆皇帝称颂这次战役说：清朝的“基业实肇乎此”。可见此役对后金的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