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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长征精神湘西北的红色箭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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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西征,到红六军团主力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主力在贵州木黄会师,再到二、六军团发起湘西攻势,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红色箭头顽强地在敌军的围追堵截中迂回、闪避、出击!
“为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多背一些敌人过来!”这是红二、六军团将士的豪迈之言,在当地党史专家赵宗山耐心解说后,我们才明白这个“背”字,竟是出神入化的“牵制”战略!
原来,红一方面军长征初期,曾计划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一时期,湘鄂川黔根据地承担着巩固根据地、接应中央红军的使命。后来,中央-局决定取消湘西会合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红二、六军团又担负起了吸引敌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任务。
多“背”敌人,意味着多做牺牲!前来“围剿”的敌人越来越多,从最初的数十个团直到130个团,湘鄂川黔根据地军民承受了巨大压力,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难怪桑植县的同志在概括湘鄂川黔根据地革命精神时,用了这样16个字:顾全大局,惹“祸”上身,忠于革命,不怕牺牲。红二、六军团的先烈们倘若地下有知,一定会欣然接受这样的评价吧?!
这片土地,烈士用鲜血浇灌
1935年10月,近30万敌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形成了合围之势。敌我力量悬殊,为保存有生力量,红二、六军团决定战略转移。
危急时刻,一首民谣却在根据地不胫而走,“扩红一百,只要一歇;扩红一千,只要一天;扩红一万,只要一转。”张家界市委宣传部长陈美林告诉我们,当时,不仅仅是贺龙同志的家乡桑植县群众踊跃参军,大庸也先后有5000多人加入红军。
在永定区西溪坪光荣院,77岁的侯宗元向我们讲述了一家8口人全部参加红军的故事。当年,他父亲向贺龙请求全家参加长征时说:“说吃苦,什么苦我一家人没吃过?要怕死,就不会带着婆娘女儿走。只要能跟着你们去和敌人拼,脑壳掉了只有碗大个疤!”
就这样,骑着红军在战斗中缴获的一匹小马,6岁的侯宗元成了马背上的“小红军”。长征途中,为照看重伤的父亲,他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后来,他不仅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且重新加入了革命队伍。
红二、六军团17000名将士,从踏上长征之路起,就面临艰苦卓绝的战斗。
发源于桑植县境内的澧水河蜿蜒东流,注入洞庭湖。红二、六军团长征第一仗,在澧水河畔打响。曾经参加过渡河战斗、现已88岁高龄的老红军张海清,至今还记得1935年11月21日那个难忘的早晨。
头天下午,红军到达大庸县澧水北岸张家湾、黄家铺、安坝一带时,敌人已将沿河船只拖到南岸,企图凭借碉堡群阻击红军。红军先遣团连夜搭起浮桥,天刚亮即冒着炮火强渡,摧毁敌人十多座碉堡。随后,大部队在首尾30余里的8处渡口同时渡河,终于突破敌军封锁线。
这一仗,红军牺牲30多人。
永定区黄家铺镇洋池村的流溪排,是当年红军渡口之一。在渡口处,我们遇到了红军烈属李程。他说,这片土地可肥沃养人呢,几乎年年都有好收成!“父辈们说,这是先烈用鲜血浇灌的。”
“我们不能忘却过去”
渡过澧水,红二、六军团又急行军,成功抢渡沅水。之后,湘西北的红色箭头掠过湘中,一路向西。转战湘黔、滇黔边,回旋乌蒙山,激战黔中,横扫滇西,抢渡金沙江,红二、六军团终于在1936年7月初进入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同年7月5日,与红三十二军合编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继续挥师北上抗日。
回忆这段峥嵘岁月,老红军肖瑞林动情地说,桑植县洪家关是贺龙元帅故里,随着贺龙率部长征,整个贺氏一族,留下了80多名寡妇。据解放初期桑植县统计,全县有红军遗孀多达3000多人!
老区人民的贡献没有被忘却。多年来,国家对桑植县的各类扶贫开发投入不下10亿元,14万各族群众由此告别贫困;湖南省亦长期将桑植列为重点对口帮扶对象,给予大量支持。从1988年开始,湖南省军区坚持每年派出一名干部去桑植县任挂职副县长,“十六载接力扶贫”在当地传为佳话。
也不仅是桑植。行走湘西北这块充满神奇的红色热土,处处青山,满眼翠绿。其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客人。张家界市委书记刘力伟告诉我们,今年,全市接待游客可望突破1500万人次,旅游收入预计达到70亿元。
88岁的老红军杨友森,至今还保存着长征出发时携带的两块银元,那是他少年时代卖柴火换来的。“现在人们有吃有穿,谁还稀罕这个?”他笑着说,“我知道,长征经过的不少地方,现在都成了旅游热点。”
可不?当年红二、六军团长征走过的张家界金鞭溪,那片虎豹出没的偏僻之地,如今早已是著名的观光胜地。“红军路”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增添了异彩,天子山风景区的贺龙公园,更是游人如织的核心景区。8月下旬,一群上海游客在公园游览后,特意给贺龙铜像敬献了花环。他们说:“我们不能忘却过去。”(本报记者 张 忠 贺广华 周立耘)
来源:人民日报 2006年0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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