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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找到自己的归宿 一张报纸决定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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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不得不撤离了中央苏区，陕甘根据地的情况又如何？
石仲泉：人们过去对陕甘根据地的认识比较模糊，总以为陕北红军、陕甘边红军、西北红军是一回事，只是称呼不同。其实他们不完全是一回事。陕甘革命根据地位于陕西省北部和甘肃省东部，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是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经过多年艰苦战斗创建的。
这两块根据地建立后，国民党政府调集20多个团4万余人，加强了对根据地的“围剿”。为粉碎敌人“围剿”，1935年2月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西北地区的党政军工作。同年夏，陕甘根据地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西北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多人，解放了6座县城，把两个苏区连成一片，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建立了20多个苏维埃革命政权。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为红军长征提供了坚实的落脚点。
记者：那么，中央红军和陕甘根据地是否有联系？中央是否了解那里的情况？
石仲泉：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之前，对陕甘地区的革命情况已有大致了解。1933年底，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的陕西籍干部贾拓夫，代表陕西省委前往江西瑞金向中央汇报了西北的情况。后来由于得知陕西省委遭破坏，贾拓夫没有回陕西，而是随中央红军长征。长征途中，贾拓夫曾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介绍了陕北红军的历史及当地的地理民情。他说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那一带多属黄土高原，人民生活凄惨，一向有反抗和斗争的传统，刘志丹在那一带很有影响。
记者：您认为是一张报纸决定了红军的命运吗？如果没有这些报纸，红军最终也能到陕北去吗？
石仲泉：乍一看来，似乎是一张报纸决定了红军的命运，纯属偶然。其实，仔细一想，偶然中带有必然。
红军长征时，既面临摆脱国民党军“围剿”的生存危机，又面临抗日救国的民族危机。在这样的形势下，1935年6月，中央-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了继续北上，在川陕甘地区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哈达铺得知陕北有根据地，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中央遂决定到陕北去落脚，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事实上，中央也一直在试图和红二十五军取得联系。1935年7月15日，正当红二十五军威逼西安之际，原鄂豫皖省委的老交通员石健民，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敌人重重关卡，找到了红二十五军军部驻地。他带来了中共中央的几份重要文件和党中央的指示，带来了红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确定继续北上的消息。红二十五军根据中央文件精神，立即决定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直接有力地配合红军主力。
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民族的生命结成一种果实，是因为民族活动的目的在于贯彻它的原则。”任何忽略事物发展进程，把复杂过程简单化的想法，都是有悖历史实际的。在哈达铺发现的报纸，印证了中央坚持北上方针的正确，并为红军找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落脚点，但不能简单地说是几张旧报纸偶然地决定了红军的命运。即使当时没有找到这些报纸，中央红军按此前俄界会议制定的计划行军，到靠近苏联的地区创建根据地，我相信，在北上途中，红军也迟早会获得陕甘根据地的消息，最终到那里建立革命大本营。
记者：尽管不是报纸决定了红军的命运，但红军毕竟是在哈达铺确定了落脚点，它有什么样的意义？
石仲泉：落脚点的确定，使中央红军近一年的远征终于有了一个归宿。如果说此前北上川陕甘，只是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即“定向”，那么在哈达铺确定落脚点，则起了“定点”、“安家”的作用。这是红军长征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它为使陕北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保存革命的基本力量，推动全国抗日民族运动高潮的到来，起到了关键作用。 （欧灿）
来源：-报 2006年0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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