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记者黎云）红军长征是一次准备不足的战略转移，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同。在*档案馆珍藏的大量红军电文中，仅1934年10月1日至10月10日前后，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出的各类命令和指示就有100多个，大多标注“十万火急”“万万火急”字样，足见当时战事之紧张。

　　1934年10月2日，朱德发出《五军团整理后应能独立的继续长期战斗》的指示，给五军团送去了“一千人的补充团，红大生（注：红军大学学生）6名，彭杨（注：学校名称）学生83名……”

　　同时，军委对五军团的武器装备也进行了重点补充：“*按规定补齐，子弹补齐每步枪30发，轻机枪300发，重机枪400发，手榴弹每个战斗员1个……”

　　由此看出，军委在决定由五军团担任长征后卫以后，已经意识到了战斗的残酷性，所以对五军团进行了重点补充，以使五军团达到如果与中央失去联系或打散，能够具备“独立的继续长期战斗”的能力。

　　1934年10月7日，朱德发出了《三军团应在目前集中地进行人员、干部、*补充和军政训练的指示》。指示称：“在这时应加强军政训练，主要是演习进攻战术的动作及步兵和机枪、迫击炮及工兵的协同动作。”

　　开始长征时，红三军团为右路前卫。这份电文中，暴露出了红军在战略思想上，仍然坚持错误的“左”倾冒险主义，要求装备简陋的三军团模仿机械化部队与敌人进行硬碰硬的进攻作战。这导致三军团在随后的湘江战役中伤亡惨重。

　　1934年10月9日，就在红军离开瑞金的前一天，红军总*部代主任李富春发出《关于巩固部队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加强*军事训练及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