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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挫折中奋起 长征路上决定党和红军的重要转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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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地打成了一片火海，黑压压的敌人把山坡盖满了。”91岁的唐进新说，参加红军以来，他从没见过像那天那么密集的炮击。
数十里外的光华铺，上演着同样残酷的血战。张震将军回忆，仅3军团10团，就顶住了敌人的1个师又1个团。战斗最激烈的30日，团长沈述清牺牲，几个小时后，继任团长杜宗美也牺牲了……
“我们连过江后剩下一半，战斗结束仅剩20多人。”那是3军团老战士王道金征战生涯中见到尸体最多的战斗，“江两岸的石头上溅满了血！”
断后的5军团34师、3军团6师18团被敌人阻断在湘江西岸，大部阵亡，34师师长陈树湘中弹被俘后，从腹部伤口处扯断了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
鲜血染红了湘江。从此，当地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这一战，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锐减为3万多人。红军将士以空前巨大的牺牲，粉碎了国民党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保护了在颠沛流离中寻找出路的中国革命。
死者的鲜血，引发了生者的反思。连唐进新这样的普通士兵，也开始担心红军的前途：“我们都开始怀念朱毛指挥红军打胜仗的那些日子。”
遵义会议：成立14年的中国-党，首次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
记者白瑞雪、周之江贵州遵义报道——
湘江之战的惨败，使党和红军逐步认清了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从湘南通道到黔北黎平，在毛泽东等的努力下，中央红军最终放弃了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从根本上实行战略转兵。
长征和中国革命的命运，一步步地迈向了伟大的转折点。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遵义。1月15日起，红1军团警备连战士杨世林和150多名战友一起，调到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执行警卫任务。
他们警戒的目标，是一座上下两层的小洋楼，那曾是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公馆。
92岁的曾美那时是军委一局的见习作战参谋，住在柏公馆一楼。“会议在楼上进行，我们在楼下听得见开会的声音，但不知道内容。”他记得，“会议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开始，一直开到深夜，有时到拂晓。”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3年发表的《关于遵义-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是这样还原这次会议的：会议开始，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接着作了副报告。毛泽东进行重要发言，批评了博古报告中谈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陈云生前曾回忆说：“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
3天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局常委等4项决定，取消了博古、李德最高指挥权，会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
20位会议参加者中的绝大多数，在中国革命濒临绝境的生死关头，推动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这是中国-党成立14年来，首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重大问题。
“遵义会议是我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一点也不过分，否则，如果仍让李德等人瞎指挥下去，红军全军覆灭并不是危言耸听。”军事科学院长征史专家徐占权说。
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在于：开始在全党范围确立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保证了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贯彻执行；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正确的领导制度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四渡赤水：3万红军突破40万敌军重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记者白瑞雪、朱鸿亮贵州贵阳报道——
3万∶40万，红军与国民党军在赤水流域的兵力悬殊，达到了长征以来之最。
“两个月不停地打，大家都快累垮了，子弹袋也空了。”王道金回忆说。
就在王道金和他的战友们为陷入重围的红军忧心时，重掌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开始上演他军事生涯中最为精彩的得意之笔。
土城战役，红军在青杠坡地区对川军两个旅发起猛攻，不料川军后续部队4个旅迅速增援。
这是一场异常惨烈的胶着战，不足两平方公里的葫芦形山谷里，倒下了3000多名红军将士。“从山下到山上全是坟！”今年82岁的赵文彬老人当年就住在青杠坡上，“红军伤员的衣服，被血浸得硬邦邦的，在水里泡了一天都搓不动。”
“两军兵力相差悬殊，如果恋战，很可能成为第二次湘江战役。”2006年8月，陈赓大将之子陈知建来到了土城战役旧址。站在青杠坡上，这位长期从事军事指挥的将军对“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有了直观的感悟，“这边还在打，那边就开始架桥，这一走，全盘棋就活了。”
红军迅速撤出土城，一方面作势要北渡长江，另一方面出其不意地回师黔北。
在土城渡口，长久以来拖累部队的辎重被沉入了赤水河。一渡赤水，红军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王道金回忆说，战士们以为红军要从此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上级却突然通知不渡长江了，“这里地形不利，况且蒋介石已在长江南岸布置了几十个团。”
二渡赤水，红军回师向东，利用敌人判断红军将要北渡长江的错觉，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5天之内，红军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歼灭王家烈8个团和吴奇伟纵队两个师。
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王道金还记得当年的兴奋：“扁了好久的子弹袋，这下都装满了。”
三渡赤水，红军又入川南，再次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待蒋介石的重兵再次被调至川南时，红军却又一次调头向东，从敌军的间隙中穿过，第四次渡过赤水，尔后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
守军仅一个团的贵阳城乱作一团，坐镇指挥的蒋介石慌了，急忙调滇军入黔，没想到红军只是虚晃一枪，乘虚进军云南，以7条小船顺利渡过金沙江，就此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王道金回忆说，“每天不停地走、不停地打，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身后的敌人不见了！”
时东时西，时进时退，在100多天的四渡赤水过程中，红军的作战方向迭次变更，那支机动灵活、不可战胜的红军又回来了！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毛泽东重掌了他亲手缔造的红军的指挥权。
25年后的1960年，当来访的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赞誉毛泽东指挥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时，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才是他自己的得意之笔。
“四渡赤水的用兵之奇，在于敌变我变、避实击虚。”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说，这与红军长征初期不顾敌情一味死打硬拼形成了鲜明对比，彻底改变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夺取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
红军在千山万水间从容飞渡，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军事科学院姚有志将军认为，正是通过长征，全党全军真正认识和理解了毛泽东和他的军事思想，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全局上的指导地位，而四渡赤水，无疑是毛泽东指挥艺术的经典之作。
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在一生最黑暗的时期里，毛泽东无私无畏、坚定地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
记者刘永华、吴杰四川成都报道——
两军会师的消息，让红四方面军新剧团战士王定国兴奋不已。
93岁的王定国老人，至今还记得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联欢大会上李伯钊表演的舞蹈和陆定—创作的《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
那时，22岁的她并没有意识到，这热闹之下潜藏着什么。
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主张继续北上，以领导和推动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但手握四方面军指挥大权的张国焘却置中央的反复劝说于不顾，公开反对北上方针。过草地后，张国焘又命令已经北上的四方面军部队南下。
中央不得不率领1、3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力说：“南下与北上之争，本质在于是否坚持北上抗日的-路线，是否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是否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中央从来没有放弃说服、争取张国焘北上的努力。
但张国焘最终还是拒绝了中央的告诫，于10月5日在卓木碉非法成立第二“中央”。
毛泽东事后回忆说，那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
对于四方面军和留在四方面军里的中央红军指战员，张国焘的分裂，让原本艰苦的长征路又增加了几重磨难。
“张国焘害得我们多走了多少冤枉路，多打了多少仗哟！”曾三过草地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岳建平回忆说。92岁的刘洪才，则用“尸水横溢”来形容再次走进草地的感受，“上次死的人已经被水泡涨了，我们就光着脚在白生生的肚子上走。过了那段路就要洗脚，否则要烂脚！”
南下部队在1935年11月的百丈战斗中遭受重创，被迫退入西康境内。红军由南下时的10万人锐减为4万人，张国焘的南下计划彻底破产。
原在中央红军的刘志坚两军会师后到了四方面军工作。他生前回忆说，张国焘分裂红军南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各种方式表示对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极大关怀，而留在四方面军的朱德、刘伯承和中央红军的同志们，与四方面军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并肩战斗，最终战胜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走出了雪山草地。
1936年6月，贺龙、任弼时指挥的另一支红色大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之后共同北上。
“红军一旦分裂，三大主力就无法实现会师，更不会有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徐占权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各路红军实现了大团结，保证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1936年10月，三支长征大军在黄土高原紧紧相拥。从此，在这支一次次被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大军面前，再也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了。
毛泽东说，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了。
来源：新华网 2006年0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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