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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染湘江 从绝境中觉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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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一是我党充分利用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设在江西西南的安远和信丰之间，由碉堡群组成，对缺少重装备的红军威胁很大。但红军事先同负责防守的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部队，秘密达成合作反蒋抗日协定，陈济棠的部队未做激烈抵抗，就给红军让了路。二是敌人防守部队战斗力较差。第二道封锁线在湘粤边境的汝城、仁化、乐昌之间，敌人虽然在这里修建了许多碉堡群，但防守的敌人主要是保安队，战斗力比较弱。三是敌人行动速度相对迟缓。第三道封锁线设在粤边湘南境内的良田到宜章之间。红军抢先占领了粤汉铁路东面的制高点九峰山，有效地阻击了围堵的敌人。
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情况明显不同。一是敌人进行了精心准备。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之前，蒋介石已判明红军南进突围的战略意图，调集26个师、30余万兵力，在湘江以东布置了一个大包围圈。二是地方军阀作战积极。蒋介石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并亲笔给何键写信说“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追剿”，有效地调动了何键“围剿”红军的积极性。三是参与作战的敌人战斗力较强。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滇军黔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
记者：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红军仍然突破了敌人的围堵，靠的是什么？
张理海：靠的是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坚定的理想信念。陆定一关于这个问题曾经做过回答。他说，湘江封锁线的突破，全靠了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当时一旦发生溃散，就可能招致全军覆没。但是，红军宁可整个连队牺牲也决不溃散，最后终于在广西敌军的背后打开了一个口子，冲了过去。
湘江战役空前激烈。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战至下午，敌人从三面向我进攻，我军多处阵地失守，五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这时敌军端着刺刀上来了，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决不当俘虏的誓言。四团政委杨成武同志也负了重伤。但经过一天拼杀，我军还是守住了阵地。时任红军营长的张震在回忆录中写道：湘江一战，我们团共伤亡400多人，几乎接近全团人员的一半，两任团长牺牲在这里。
记者：红军虽然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但损失极其惨重，部队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为3万余人。这次战役如此惨烈的原因是什么？
张理海：这其中有一些客观原因，但当时领导人坚持错误路线是决定性因素。博古、李德不顾军事形势的变化，在敌人对红军的意图和行动路线已经了解，并调集重兵围堵的情况下，不听毛泽东等人提出的改变行动方向的建议，继续坚持去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方案，这等于让红军“自投罗网”。
另外，实行大搬家式行军的做法，妨碍了行动。红军长征时，在执行错误路线领导的要求下，把大到军工机器、小到便盆都带上了，严重影响了行军速度。湘江战役时，红军曾有两次抢渡湘江的机会，但由于行动迟缓全都错过。
再有，部队组建不合理。长征前，在错误路线影响下，红军组建了不少新部队，但不注意新老结合，结果新部队战斗经验不足，而老部队受到损失后，却没有得到及时补充，战斗力受到影响。
记者：这次战役对长征的最后胜利起到了什么作用，意义何在？
张理海：湘江战役为中国-党历史上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提供了契机。这次战役的结果，让红军官兵更深刻地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导的错误，为尔后的通道转兵、黎平会议特别是遵义会议的召开，使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打下了基础。刘伯承在回忆录中写道：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次失利还使红军甩掉了包袱，增强了机动能力，为胜利完成长征创造了条件。湘江战役中，红军的许多“坛坛罐罐”丢失了。红军领导也认识到搬家式行军的危害，要求检查携带的物资，不必要的立刻抛弃或毁坏，使部队得以轻装前进。
（巩茗霏 本报记者 周奔）
来源：-报 2006年08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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