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自九月中旬第二次过草地南下，连续作战两个多月。尽管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斗，取得多次战役战斗的胜利，终因张国焘在战略指导上的根本错误，使我军不仅未能在川康边区打开局面，反而陷于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依托、严重缺乏补给的困境。天全、芦山、宝兴地区人口稀少，生产落后，我军得不到粮食的补给，只能以山果、野菜、土豆充饥。时已隆冬，高原气候更加寒冷由于当地不产棉花，同志们只好上山割棕做成蓑衣穿在身上彻寒，或把未经硝创的牛羊皮当背心穿。饥饿、寒冷和疾病，又夺去了不少同志的生命。在发动群众和开辟根据地方面，虽也做了大量工作，但因该地区汉藏杂居，情况复杂，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大汉族主义的统治和藏族上层反动分子的煽动下，民族隔阂较深，使我军在这一地区难以站稳脚跟。这一系列事实充分说明，党中央关于“南下是绝路”的英明预见是完全正确的。
　　在我们四方面军南下期间，党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于一九三五年十月间胜利到达陕北，与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接着又粉碎了敌人对欧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歼敌一个师零一个团，根据地和红军得到了大发展。我们从方面军发行的刊物《红色战场》上看到这些消息，受到很大鼓舞，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少同志私下议论：“还是党中央的方针正确”，“只有北上才是出路”。要求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北上与党中央会合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南下碰壁的事实面前，张国焘被迫承认：“红军如果长期停留在川康区域是不利的”，也提出了北上的方针。但他的所谓北上，并不是去和党中央会合，而是想去甘肃、青海、新疆等边陲地区。
　　一九三六年三月，方面军部队陆续撤出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向甘孜一带转移。途中再次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