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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决定论的两重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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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如“-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技术决定一切”，又如“出身决定论”等等。后者指的是在某种环境条件下，如文革时期，对人的成长进步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中，家庭出身的优劣起着主要或首要的作用。（2）还有一种用法是系统意义的。当系统内某一要素的存在与变化，成为系统整体存在与否、整体功能发挥与否的关键性主导性因素时，该要素就成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类似于木桶原理中的短板制约。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指的就是在既定的两军对峙的矛盾整体中，对于火攻曹军战船这一确定的功能追求而言，“东风”是否具备，成为该功能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素。（3）作为一种理论观点，所谓“决定论”，指的是与非决定论相对立的承认一切事物具有规律性、必然性和因果制约性的哲学学说。
马恩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的“决定”“决定作用”的含义，同上述用法中的含义均有不同。首先，它与第（1）种含义不同，对于社会的变化发展，咋一看，宗教、哲学、-观念的斗争，确实影响着人们对政策法律制度的选择，而不同的政策法律制度对现实有着截然不同的作用，甚而言之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现实，似乎是“意见支配世界”。但在马恩看来，思想观念、-原则的斗争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隐藏其后的是阶级与阶级间的斗争；而阶级的产生源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因此生产方式的变革才是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所谓第一位的作用、主导的作用，正是从这一追根溯源、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的，不是现实因素的一般排列和比较而言的。其次，它与第 （2）种含义也有区别：虽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构的研究渗透着系统论思想，但基础决定论同系统理论的结构决定论并不相同。前者寻根究底、追求的是事物终极的本质与原因，后者往往就事物特定的功能谈论该功能产生的结构，就既定结构分析功能产生的原因；前者认为社会关系基础结构对派生的矗立之上的上层建筑结构有着根本的决定性的作用，后者则认为问题不在于基础结构，而在于-、经济、文化等系统要素联系与作用的整体结构方式。不同的社会关系整体结构，系统要素的联系与作用方式不同，整体系统的功能不同，起决定或者关键作用的社会系统要素也不同。再次，从一定意义上讲，历史唯物主义决定论之前提是：社会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一定趋势的发展存在着必然性，这似乎同第（3）种含义相一致。问题是，现实中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分歧，实质不在于抽象的肯定或者否定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而在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表现为怎样的具体形式，换言之，在现实的社会发展中，究竟什么东西是被基础或物质条件决定了的，什么东西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笔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决定论或者说物质基础决定论之方法论前提是：对于事物的变化发展，主要从其来源、从其产生的基础来看待，类似于黑格尔条件性逻辑模式的具体应用，“为了某物的出现，必须有一种先在条件。……前提不是说事件B紧跟着事件A，而是说由前提条件建立可能性。”[1]从决定论观念的具体应用来看，所谓决定作用，其含义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 、前提决定的意义
任何一个事物，其赖以产生的物质条件或构成其基本内容的要素，均是该事物存在的前提或基础。铁的存在，是铁制品产生的基础，地球的存在，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前提，舞台的存在，是戏剧活动产生的基础；换言之，没有铁，不可能有铁制品；没有地球，不可能有人类及其活动；没有舞台，不可能有以舞台作基础的戏剧表演。这里，前者对后者产生、存在的基础作用，我们称之为前提决定。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这一说法的根据就在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前提作用。也就是说，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与发展，就不会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划分，也不会有二者的斗争，更不会有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打个通俗的比方，在100万元国民收入的物质基础条件下，不可能建立起需要200万元国民收入作基础的分配体制；在衣食温饱尚难以满足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按需分配的制度选择就是不现实的；50年代，在粮食远不能满足人民饮食需要的条件下，尽管采取了那样多政策组织措施，大包大揽的公共食堂依然难以维持，其中体现出的正是生产力前提对分配消费制度选择的决定作用。
经典作家对社会变化发展的相关阐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的东西。”[2]有了衣、食、住等最基础的生活与生活条件，才会有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哲学、宗教、-研究等创造历史的活动。而“在人们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表现的一定的-国家。”[3]一言以蔽之，一定的物质生产力，以及体现这一生产力要求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真正基础，对社会变化发展的理解乃至对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本质的认识，都必须从这一基础出发而不是相反。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原因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的发生变革。”[4马恩选集，第二卷83页]至于社会革命或社会变革能否真正产生，崭新的社会关系结构能否实际建立，则有赖于相关物质基础条件的发育成熟与具备程度：“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各代所面临的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一些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革命震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末，正如-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6]
二、基础制约的意义
如果说前提决定，反映的是一个事物能否存在的问题；那么基础制约，揭示的则是事物怎样存在的问题。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一事物得以存在，然而其发展变化，往往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具体形式与具体走向。基础对赖以存在的事物的发展变化，有否具体途径、方向、模式的决定作用呢？或者说，事物存在的基础是否决定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具体方式与具体表现呢？回答是否定的。由电视机、电视发射台构成的电视播放系统是电视文化得以存在的物质前提，没有前者就谈不上后者。但是，在播放系统业已存在的情况下，电视文化本身的变化与发展——节目品种、内容、形式的变化，是播放历史题材的节目为主还是播放现实题材的节目为主，以制作正剧为主还是以制作闹剧为主；着力发展参与式、互动式大众电视文化，还是着力发展说教封式闭式精英电视文化等等。所有这些事关电视文化社会形式、社会性质及具体内容方面的变化与发展，显然不是“电视播放系统”这一物质基础的所能决定的。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一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在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上，人们曾经建立起罗马式的民主制，在封建经济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十三世纪的英国，人们的-努力使得议会制度的雏形得以建立；相反，几年前的南朝鲜、台湾，即使身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高度发展的现代，却依然长期实行着军事独裁的上层建筑体制。“我们在当今世界中可以看到，在同样或相似的生产力（物质技术手段）之上，可以形成及不相同的社会结构、价值体系、文化形态。在资本主义各国、社会主义各国以及第三世界亚非拉地区，许多国家尽管生产力水平大致相当，社会文化面貌却千差万别，各由于文化历史的传统的不同而各不一样，”[7]二战后的东德与西德、北朝鲜与南朝鲜，在近乎相同的生产力水平和物质基础条件下，建立起迥然相异社会-经济体制，可以看作是对这一说法的历史证明。对于一定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力水平，必然产生一定的社会-体制的绝对化观点，著名社会学家韦伯还曾经反驳说：“‘蒸汽机工厂可以象带来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地带来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且，‘手工业作坊已经经过了所有可以想象到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而迄未消亡”[8]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虽然事物的具体发展过程及其表现形式不能由既定的物质基础予以事先确定，但的确受到它的重要影响，这应该由物质基础的制约作用来说明。谈及决定、决定作用的时候，经典作家常常用到“制约”一词，比如“经济条件归根结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9]“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0]等等，笔者以为，这里“制约”同“决定”具有同等的含义，“决定”从主动的意义而言，“制约”从被动的意义而言。仍以前面的例子为证，虽然电视播放系统这一物质基础条件决定不了电视文化的具体发展方向，但它对于电视文化具体发展与发展方向的制约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播放系统物质技术条件的限制，决定了众多观众参与的与电视嘉宾的人机对话尚不现实，故交流式、互动式电视文化的发展，今天就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中，生产力水平对所有制模式选择的前提作用，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是现实的。例如，当个人离开了群体就无法生存，劳动产品如不平均分配，就可能危及每个人乃至整个群体的生存时，自然资源或劳动产品的私人占有就是不现实的。除此之外，在这个特定条件的底线之上，经验表明，私有制同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一样，适应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从原始社会末期直至今日；适应于差别巨大的生产力水平：从刀耕火种到网络经济。通常情况下，既定生产力状况对具体生产关系模式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物质或基础条件的制约作用，如范围的制约、规模的制约等等。在手工劳动为主且劳动对象是有生命的物体这样的农业生产力状况下，规模巨大的生产劳动资料占有，不论是公有制形式还是私有制形式，都同样存在着决策不灵活，管理难度大、效率低、经济效益差等体制弊端，其市场表现就是：超大规模的纯农业企业难以生存。历史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即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也难以有效运转，最后不得不划小基本核算单位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高度发达的西方现代农业，家庭农场依然是其基本的生产经营单位的事实，同样说明了这一点。可以看作是是特定的农业生产力状况对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比如所有制规模）的制约。在西方各国，现代股份制用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构筑起法人治理经营的体制，使得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模式有了很大的不同，加上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建立等等，这一切应该看作是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状况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制。
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情况更为复杂。既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体政策制度选择的影响，同样表现为一定取向的制约作用，而非特定取向的选择作用。经济基础的变化发展，为上层建筑一定方向的发展带来社会动力的同时，亦为相反方向的发展带来了限制因素。例如，当私营经济成分在国家经济中占有愈来愈大的份额，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时，限制、阻碍私有制企业发展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就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同样，当国家对企业“人、财、物”支配权的限制日益减少，农村劳动力参与就业市场竞争成为现实，任何试图阻止农民流动与异地就业的政策法规体制必然形同虚设并遭遇强大阻力。另外，尽管经济基础的变化为一定形态上层建筑的建立提供了物质条件，带来了实际的需要，但是特定经济基础并不能自发产生特定的上层建筑体制。当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虽然对自由平等民主的意识形态与相应的社会-体制有强烈要求，但这些东西并没有自动变为具体-制度下的现实。实际情况如恩格斯所言，社会的-结构没有紧跟着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的剧烈变革而发生相应的改变。当社会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国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11]实际上，作为物质条件，经济基础对于具体上层建筑形态及政策体制的变化仅仅存在宽泛的影响与制约作用，并没有具体发展方向与具体社会性质的选择作用。道理不难理解，即使在今天这样的社会条件下，顺应经济基础要求、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法律制度的建立，也不是经济基础自发作用的产物，而是明智的-家或决策者们实际的-选择与-努力的结果。倘若我们的意识形态观念依然是实现收入平均化的伦理目标，倘若-体制不能反映多数人的意志和要求，那么，即使面临现有的经济基础条件，也同样可以建立起一套限制甚至逐步取缔私有制的政策法规与组织体制，可以通过行政的经济的思想教育的等多种手段将农民限制在自己的土地上。
三、具体历史现象、历史变化的非决定性
一个社会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所应具备的物质基础前提，需要生产力的长期发展才能奠定：封建社会生产力的长期发展，才得以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普遍建立创造出现实基础；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长期发展，才可能为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奠定物质前提。就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言，从总体的和宏观的意义上来说，历史发展的根本性质与主要趋势由物质基础决定，这一说法并无不妥。问题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条件下，在物质基础提供的现实可能性的范围内，社会的具体变化或具体历史现象的发生，应该由物质基础来说明呢，还是应该由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社会-体制来解释呢？在“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虽然分析了法国社会错综复杂-斗争的阶级基础，以及各阶级发展壮大与走向没落的经济原因，并将其看作历史创造者不能回避的现实前提。但是，他并没有用经济基础的状况去说明各政党、-集团-斗争的具体结果，如山岳党的退出历史舞台、秩序党的下台以及波拿巴政变的成功等等。相反，他用各政党-策略的正确与否，用-形势与-环境的实际变化，用宪法条文赋予总统与议会的实际权力，用波拿巴-计谋的运用等具体因素，来解释和分析“雾月十八日”政变及相关-事件发生的现实原因。正是这种既考虑经济基础等背景因素，又注意历史主体现实的行为与选择对事件发生发展的巨大影响的辩证的认识方法，使得马克思得以在事件刚刚发生不久就对其做出了准确而令人信服的解释。
应该辩证而非教条的对待决定论观念，这一点恩格斯曾多次强调，“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12]，针对巴尔特所谓“-结果还是决定经济的，而且以最深刻、最根本的方式决定经济的”[13]。他断然反驳道：“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等等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他只需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斗争和-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有在危机时期才有，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
[14]这一观点符合历史事实，经济状况和物质基础条件未发生重大变化，而-形势与-因素发生变化，由此导致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例子，在-主义运动史上有其经典表现：俄国当然也还有中国，尽管革命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未占有统治地位，无产阶级在人数上亦占很少的比例，但-形势的发展与-因素的作用，加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努力，却最终使得这两个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成为现实。
对于决定论理解上产生的偏差，恩格斯曾解释其原因说：“青年们有时过于看中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15]联系前述几段引文，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反复强调的是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反对的是决定论原理运用上的绝对化与教条化，其批评应该说是一箭中的的。时下，决定论原理认识和理解上存在的问题：一是混淆了总的历史发展过程终极意义的决定论与具体历史过程变化发展的偶然性、多样性、可选择性的区别；二是忽略了前提决定同基础制约的区别。往往把人们自己对具体社会关系模式、具体政策法规的选择，看成是既定生产力状况或经济基础的必然产物。如同当年将人民公社体制看成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一样，持这一观点的人，今天又会把党与农民群众对农业生产关系模式的选择——大包干责任制的建立，看成是历史的必然产物而顶礼膜拜。事实上，基础对赖以存在物发展变化的制约与限制，在某些方面存在，在某些方面根本不存在。与基础的性质、规模、特性直接相关的事物存在形式或发展方向，会受到基础的限制与约束，反之，则不存在限制和约束作用。基础的制约与限制一般是物质方面或规模方面的，而建立在一定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结构模式与政策制度的选择，则更多的体现在社会性质与价值追求方面。实际上，本体论意义的物质基础决定论或者如经典作家所说的“归根结底的决定论”，并未对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规定具体的-文化道德的方式及其结果，只不过指出了某一方向的选择与发展，可能依赖于某种物质条件诸如经济条件等。对于人们的实践活动而言，这种依赖比比皆是，不值得大惊小怪。难道牛顿力学没有告诉人们，地球引力对人们的活动有着重要的和基础性的影响，但是谁会说，人们体育活动（比如跳高）的根本方式与所能获得的最终结果是由地球引力决定的呢？
注释：
[1]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M]，张翼星等译，云南人民出版
社,1997年，第203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32页，4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四卷320-321页。
[4][5][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二卷83页，82页，
[7]何新：《危机与反思》，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第35页
[8]韦伯：《经济与社会》，转引自弗兰克.帕金:《马克斯.韦伯》[M]，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5页。
[9][14][12][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四卷506页，
486-487页，477页，47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三卷144页。
[13]转引自冯瑞芳、李士坤：《马克思恩格斯八封历史唯物主义书信
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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