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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现代酷语的星星之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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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
现代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拥有一个共同的话语源头。辨认这个源头的工作，已在中国知识界热切地展开，并形成重释、改写和翻案的细小潮流。而我们对20世纪酷语的认知，也应当从那个不同寻常的时刻开始。
已有不少学者指出，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两场截然不同又互相关联的运动——新文化运动（1915年）和五四爱国运动（1919年）的戏剧性组合而已。由陈独秀、胡适和李大钊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不是文艺复兴历史的返回和重构，而是以西方为参照尺度、以历史进步为诉求的意识形态革命，企图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清算。它起初是一场单纯的语言学手术，也就是白话对文言的话语颠覆，而最终则演变成激进的文化革命风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词中宣称，世界各国“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这显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以民族的自我批判为逻辑前提的全球化运动，它遵循的是文明的开放、趋同和人类的公共性原则。
冯崇义指出：“以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思想家，一度不约而同地倾其全力投身启蒙运动，试图移植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和科学理性来取代传统中国的儒家等级专制理念和迷信盲从心理。”究其原因，就在于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曾一度痴迷地追求西方主流文明。他们明白无误地将民国初年军阀武人对民主*的成功颠覆归因于半心半意的现代化，认定如果没有彻底颠覆以儒家等级尊卑观念为核心、而不给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留下合理空间的中国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建立与西方一样的那种以自由平等观念为核心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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