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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现代酷语的星星之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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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伦理，民主-便没有赖以依存的文化支撑。”
与新文化运动截然不同，五四运动是一场由青年民粹主义者发起的民族自卫运动。这种爱国主义情绪和知识分子的改革愿望，早在19世纪末已经逐步显现。1915年1月签订的“21条”，触发了中国民众严重的屈辱感，并酝酿出海外留学生的爱国-。1918年1月凡尔赛秘密协定内幕，由英国记者驻北平记者莫理循在《泰晤士报》上曝光，中国民众惊讶地发现，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政府无耻地转让给了日本，此举再度激怒了爱国青年，并成为点燃五四运动的话语导索。
显然，五四运动最初是捍卫国家主权的爱国行为，而后则在俄国革命和巴黎和会的双重影响下，演变成了更加广泛而汹涌的民族主义思潮。 它遵循的是自卫、收缩、排外和民族主体性原则。这种旧的保守原则，在五四中获得了一个新的面貌，为日后的文化孤立主义开辟了道路。
在国家严重积弱的时局中，深受西方自由主义熏陶的留学知识分子，甚至羞于谈论个人解放和自由的议题，而是被卷入了强大的民族主义的集体无意识运动之中。他们的价值只有响应本土的集体召唤后才能获得认同。这种强大的态势压抑了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本土的健康生长，并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推向了激进民族主义的道德前线。
上述两场方向和性质截然不同的运动，长期以来遭到主流历史学家的严重混淆，并且总是用“五四运动”来取代新文化运动,从而把后者长期幽灵化，使之变成五四运动的一个细弱的精神附庸。近年来中国知识界对新文化运动的重审，无疑有助于从历史中发现它的“原教旨”语义。
然而，知识界在为这两场运动划清界限的同时，无疑又犯了一个新的技术错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实际上是左手和右手的关系，左右手固然要加以区别，但它仍然是同一躯干上长出的东西，与其说是左右互搏，不如说是左右互补。它们的亲昵关系到了1920年代初就已经昭然若揭。陈独秀和李大钊最初跨骑在两个运动之间——一半属于五四运动，而另一半属于新文化运动，而后，由于他们的个人努力，这两场运动发生了戏剧性的汇合，进而演变为激进的-革命，并从这同一个母体中裂变出了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两大思潮。
五四事件的身体酷语
不妨先回顾一下1919年5月4日当天的故事。为了抗议中国政府向德国和日本出卖山东地区的主权，清华大学部分学生先是在校园内密谋策划暗杀和暴动，继而又组织三千多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示威者经过天安门广场和东交民巷使馆区，冲进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曹汝霖的官邸“赵家楼”，对政府高级官员实施强制性抄家，同时殴打了他的父亲与妻子、以及在他家做客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据一名当事人回忆道，若无日本保镖护驾，章将被痛殴而死。最后，学生们在纵火焚烧汽车与曹的住宅之后扬长而去。这就是五四运动或“火烧赵家楼”的简要过程。
然而，这场以“身体酷语”为特征的群众性暴力运动，经过“爱国主义”反复题写之后，便在伦理上升华为“革命”的正义模式，并被推崇为中国新文化和现代化的伟大里程碑。自此，一切经过多数人“正义”题写的“暴权”（使用暴力的权力），经过“革命”的包装，都拥有了充分的道德合理性。这令五四爱国运动成为国家主义的混合摇篮,以及整个20世纪激进运动处理一切“革命事务”的话语样板。
社会转型期间涌现的激进主义是难以避免的，但大规模滥用后所形成的“多数人暴政”，却是人民民主运动的一个可疑后果。从雅各宾俱乐部到罗伯斯庇尔的极权主义独裁，法国自由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运动，最终却酿造了近代第一个高效率的独裁国家。为了维护所谓大多数人的利益，新政权必须制订严厉的公共安全政策，并从肉体上清洗掉一切可能的反对者。
法国革命的多数人的暴力激进主义，在东方触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马赛曲》出现了一个全新版本，由英国工人所谱写，并且点燃了俄国水兵的愤怒的炮火。1917年革命爆发，沙皇全家遭到集体消灭，大批贵族、地主、富农和平民被-，而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红色叙事”，则成了一场富有全球启示性的话语演示。
在苏联之后，中国成了该骨牌在亚洲的最大环节。俄国革命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一个成功样板，它向中国人出租了酷语的近代语法和革命程序。面对严厉的旧制度所导致的“人民苦难”以及现代性的需要，革命的暴力话语――酷语，获得了道德上的高度合理性，并被迅速转换成北平“青年近卫军”的犀利武器。它烧过边境，点燃了中国式憎恨的燎原烈火。
毫无疑问，“五四爱国运动”是一个含义复杂的事件，它的正义性、进步性、文化破坏性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至今难以一言蔽之。基于某种意识形态禁忌，对它的正确估量始终未能真正达成。但我们已经看到，尽管其暴力指数难与俄国革命相提并论，但酷语的摧毁力在当时就已经昭然若揭。广场（天安门）、民众（学生）集体动员、上街游行示威、口号和呼喊、叫骂和拳头、穷人对贵族（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抄家及纵火，所有这些现代史的流氓叙事元素，在五四运动里大都已经涌现，并且迅速转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酷语模式。它既是“流氓叙事”的源泉，也是“国家叙事”的根基。此后，在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内的历次政权及其-运动中，这种“酷语”在不断闪现和自我重写,为每个重大-事件提供话语模本。
暴力的手术刀效应，沉重打击了旧时代的脸庞，令它的结构迅速崩解（这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必要的暴力”），从而迅速推进了社会的变革，但另一方面，酷语的负面作用，也在顽强地浮现了出来。暴力并未被限定在军事打击的范围内，而是被严重扩大，发展为-斗争、尤其是“革命队伍内部之争”的基本模式。这意味着，以“革命”命名的酷语，已经深入到所有与心灵有关的对抗之中。这是所有社会危机中最危险的一种，因为它预设了反人性程序的全部合理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最真切的例证，这场运动之所以在全世界“史无前例”，就是因为它通过民众总动员建立多数人的酷语暴政，运用肉体摧残、人格羞辱、精神隔离、彼此检举、家庭监狱、自我反省（“斗私批修”）等各种暴力技巧，去粉碎一切不符合国家主义标准的人性、精神与历史，以重塑“新人”和乌托邦信念。这是人类史上最极端的思想暴力之一，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在20世纪下半叶的道德瓦解、心灵崩溃、信仰伪化、文艺阳痿和文化的全面溃退。我们至今仍然置身于这场酷语大-的严重后果之中。（摘自《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话语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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