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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忆的建构及其限制以林则徐英雄形象的建构为例的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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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紧密的内在关联，那么反过来，我们通过对不同时期历史记忆文本的分析和诠释，可以揭示这些文献是在何种的资源分配与社会认同体系下被制作出来。也就是说，“一个人对于‘过去’的记忆反映他所处的社会认同体系以及相关的权力关系。社会告诉他哪些是重要的、真实的过去”。[3]
从上述社会记忆理论的观点出发，重新梳理一下近代以来关于林则徐的历史言说，我们不难发现林则徐英雄形象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事实上自林则徐去世以后，关于他的争议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如果我们将上文提到的那个测试移植到1930年代，那么得出的结论就可能与现在大相径庭。本文关注的重点并非林则徐个人评价本身之恰当与否，而是想通过对不同时代的人们关于林则徐这一历史人物的不同描述和评价，揭示历史记忆与现实语境的相互关联。历史记忆的载体有很多种，而教科书无疑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因此本文将以几本常见的教科书为分析的重点和立论的基础。
以近代新史学的观念来审视和言说中国历史大致始于20世纪初，到1930-1940年代已经形成较大的影响。在现实-的推动之下，当时出现了几部影响较大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中关于林则徐的介绍与评价存在较大差异。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在这本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中，陈恭禄先生对林则徐的禁烟举措作出了如下评述：
1839年3月10日，钦差大臣林则徐抵于广州。林则徐生于福建侯官，身长不满六尺，而英光四射，声如洪钟，警敏精核，顾其早入仕途，虽在交通便易之城，而亦不知外国之情况……共历二十三日，全数始尽销毁，逐日皆有文武官员监视，外人之来观者，详记其事，深赞钦差大臣之坦然无私。自吾观之，于腐败官吏中，而林则徐竟能不顾一切，毅然禁烟，虽其计划归于失败，而其心中，则为人民除去大害，可得昭示天下，故民族之光也！其失败之主因，多由于对外知识之浅陋，以为英国毫不足畏，欲以武力恫吓解决，乃不辨明有罪无罪，一律围困之于商馆，使其饿而缴鸦片。[4]
一般而言，陈恭禄应该算是一位独立的学院派人士，其研究著述基本上不受党派意识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评述应该是持中可信的。然而细细分析上面这段关于林则徐的评价，依然不难发现现实-环境和个人立场的潜在影响。陈恭禄早年曾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这所由美国教会创办的大学，教职多由西方人担任，教育指导思想和学科设置有着明显的西化倾向，因而西方人固有的“西方中心观”难免影响到它的学生们。相对于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西方而言，依然停滞在封建帝国时代的中国无疑是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执掌政权的帝王和封建官吏无疑都是一些愚昧颟顸的野蛮人。换言之，当西方人将自己的文明视为人类未来发展的惟一方向的时候，中国就成为了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这种“西方中心论”观念显然对陈恭禄的历史认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其笔下的林则徐的形象就不是那么高大，多少带有一些草莽英雄的味道。
第二部值得一提的是由商务印书馆在１９３８年推出的蒋廷黼的《中国近代史》，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如下观点：
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广东战，既去林之后，当然就开战。所以士大夫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当时的士大夫得了这样的一种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着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他给了魏默深。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
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矣。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的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5]
在这段论述中，蒋廷黼的倾向性是显而易见的。他之所以对林则徐求全责备，与他当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他的个人立场有着很大的关系。自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后，全国民众要求抗日之声日趋高涨，学生爱国运动风起云涌，而南京政府却一再妥协退让，因而“主战”与“主和”的争论甚嚣尘上。蒋廷黼本人当时是主和派，他认为中日实力相差悬殊，又没有切实可靠的外援，所以仓促作战必然造成巨大损失，中国当下的惟一出路是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积极发展自身的实力，等到羽翼丰满以后再与日本一决高下。出于这样的考量，他支持南京政府妥协政策，因而他对林则徐的批评实际上是在替南京政府的妥协政策辩护。为了凸现妥协主张的正当性，他不惜将林则徐描绘成一个见解深刻但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物。在他的评述中，林则徐之被贬低与琦善之被拔高是相反相成的。
较早对林则徐作出积极肯定评价的，是１９４０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他在该书中指出：
林文忠公则徐之为鸦片战争中的中心人物，这是中外所公认的。但是就外国人的眼光来看，总以为他太自大，太强横，他对外的态度完全是传统的东方式的，不若和他同时同在此幕剧中占同样重要地位的满洲人琦善、耆英等具有外交家的风度与知识。这种论调打动了近今中国新史家的心感，于是发生所谓林则徐琦善优劣论，认定林则徐的对外知识赶不上琦善，自信太过，而琦善则是知己知彼。我们并不要肯定的说林文忠公具有完全的国际知识，然而我们也不便承认在这一方面琦善高出于林文忠公……即使林文忠公缺乏对外知识，而他的精神与人格仍旧是值得赞许的。[6]
郭廷以的这个评价可谓直接针对陈、蒋二书的说法。为什么郭著的观点会如此呢？我们可以从该书的“作者自序”中发现一些线索。作者在落款处是这样写的：“民国二十八年六月郭廷以识于重庆中央大学石门村一号，适值林文忠公虎门销烟百年。”“民国二十八年”就是公元1939年，当时中国正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敌人的强大攻势面前，东部沿海富庶地区纷纷沦陷，郭廷以所在的中央大学也被迫从南京迁到重庆。郭廷以在这种情境之下撰写近百年中国历史，回顾百年以来的中国所遭受的屈辱，对比眼前的艰苦战事，想起当年林文忠公面对着英国侵略者的不屈壮举，又怎能不心怀敬意呢！
如果说以上几种著述都是围绕着林则徐和琦善的优劣、中国战败的原因等问题展开讨论，那么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史的书写模式则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风貌。在延安安顿下来以后，中共也开始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写工作，毛泽东先后几次找到范文澜等人商议编写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事宜，而毛泽东撰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党》等一系列理论文章，成为根据地中国近代史教材编写的指导性文件。根据地出版发行的近代史教材主要以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为代表。由于这一时期编写的教材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流通，所以对一般中国民众历史知识的建构影响有限。然而到1949年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在上述这些教材的基础上编写出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成为了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历史教学的范本，影响了几代人的历史观念。这些教科书突显了“阶级斗争”和“反帝爱国”的主题。为了反衬清政府的昏庸无能和琦善的投降卖国嘴脸，凸现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林则徐的个人形象在历史叙事中变得不断高大完美起来。
例如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中说：
林则徐是少数进步人士的代表者，这种进步性主要表现在依靠人民的力量，坚决抵抗外国侵略。在他的言行中，丝毫不曾畏惧英国的船坚炮利，他极畏惧的却是掌握着政权的腐朽势力。事实上也是林则徐在军事上不败于英军，而在-上败于道光皇帝的荒-指导和投降派的阴谋破坏。[7]
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中说：
英国侵略者一再发动战争的挑衅并没有将林则徐吓倒，相反的是促使林则徐采取积极从事防御侵略的措施。林则徐自到广东以后，就着手整顿广东海防，并开始了解国外情况……特别是林则徐有依靠民众的思想，他深信“民心可用”，确认民众“必能自保身家，团结御侮”。在林则徐的策划下，广东的防务相当的稳固。”[8]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历史故事》中说：
1839年3月，林则徐到了广州。他一到广州，就把做鸦片生意的中国奸商抓了起来……广东方面，经过林则徐努力整顿，腐败的清军都成了能打仗的部队，广大人民群众，也已经组织起来，军民团结一致，反抗侵略的情绪十分高涨。1840年6月，大批英国军舰陆续开到广州附近，封锁了海口。林则徐日夜在阵地上督促防守的军队，还下命令给全城军民说，如果英国军舰开进内河，准许人民拿刀痛杀。老百姓都行动起来了，他们在沿海一带，协助官兵侦察英国军舰的活动，捉拿奸细，有人还假装到英国军舰上去做买卖，趁机放火烧船，或者配合官兵，里外夹攻。英国军舰吃了几次苦头后，不敢再在海面上停留，只得日夜东漂西泊。他们打听不到广州的情况，因此也不敢进攻。特别是，淡水和粮食都弄不到手，简直不能再待下去了。7月初，就只好离开广州向北活动了。[9]
在上述这些叙述模式中，肯定林则徐是一个无所畏惧的英雄；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完全是因为清政府统治者的昏庸腐朽和投降派的暗中破坏；如果当时清政府能从始至终重用林则徐，那么这次战争的结果就会大不相同。如此，林则徐为侵华英军所惧怕这样一种印象便在几代民众心中形成。这表明当历史上天朝大国的那点骄傲和自信被残酷的现实敲击得支离破碎的时候，中国人迫切需要一种心理信念的支撑。因而当林则徐的英雄形象被确立起来以后，人们是相信的。
此外，建国以来主流观点在评价林则徐的时候，还着重强调了其身上所体现的“人民性”。也就是说，林则徐之所以伟大，之所以具有时代进步性，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他注意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
范文澜在其《中国近代史》中说：
林则徐是少数进步人士的代表者，这种进步性主要表现在依靠人民的力量，坚决抵抗外国侵略。[10]
上海教育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参考书》中也说：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他虽然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但是他的行动，他的思想已经突破了他本人阶级的限制，符合当时广大人民的利益……林则徐领导的这一坚决的、彻底的爱国保民的运动，具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他得到人民的热烈支持。[11]
上述以英雄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为主要诉求的林则徐英雄话语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整个国家把主要精力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关于林则徐的叙述和评价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的一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傅美林、陈文蔚的《新编中国近代史（1840－1949）》中说：
林则徐厉行禁烟政策，但并不反对正常的中外贸易。他提出“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主张……林则徐一面还击侵略者的挑衅，一面加紧进行战斗的准备。林则徐自到广州以后，就用心研究国际形势，派人翻译外国书报，了解情况。[12]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郑师渠的《中国近代史》中说：
虎门销烟后，林则徐宣布开放中英贸易，但要求进口商船出具甘结，保证永不夹带鸦片！林则徐还很注意把握对敌斗争的策略。他反对西方殖民者一切危害中国利益的侵略行径，但是并不禁止外商进行正当贸易，提出了“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主张……林则徐还不顾清政府高级官员不得与外国人往来的惯例，向他们宣讲清政府的禁烟政策，沟通了中外之间的必要联系。[13]
到此，本文开头提到的、对当代中国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的林则徐英雄形象的建构最终形成：他不仅是敢于抗击外敌侵略的民族英雄，同时还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通过上述的叙述和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近代以来关于林则徐的历史记忆典型地反映了社会记忆建构的过程。我们对于既往历史的记忆，总是受到历史观的影响，也受到我们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心智影响。在不同的语境和不同的立场观点之下，林则徐或被塑造成不谙变通的莽士，或被塑造成威武不屈的英雄，时而融入民族主义的语境，时而渗入阶级斗争的观点，结果“元历史”中的那个单数的林则徐在人们的记忆中呈现出复数的多元化的样态。克罗齐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信夫！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过分强调历史记忆的建构性，就可能会导致人们忽略了“元历史”中某些恒定的、不可颠覆的内容。从本文的例证也可以看出，尽管林则徐的历史形象是不断发生变化的，但是这些变化依然受到某种制约。虽然人们观察的角度不同，评价的高低也不一样，但始终没有人认为林则徐是汉奸、卖国贼。由此可见，尽管历史记忆总是处在解构与重构的过程当中，但是这种解构和重构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尽管人们总是在不断地重写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在一张白纸上来写！从这个意义上讲，胡适关于“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认知显然是十分片面的，他忽略了历史科学的客观性和社会记忆的延续性。
参考文献：
[1]景军，《社会记忆理论与中国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秋季卷第十三期。
[2]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91。
[3]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5）。
[4]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4：51。
[5]蒋廷黼，《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8：21。
[6]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40。
[7]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4：16。
[8]林增平，《中国近代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34－35。
[9]《中国近代历史故事（通俗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10]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4：16。
[11]《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参考书》第一分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57。
[12]傅美林、陈文蔚，《新编中国近代史（1840－1949）》，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8。
[13]郑师渠，《中国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4－15。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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