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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近代中国人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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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在此之前,人们主要是把民主与科学作为一种实现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的工具或手段追求的。如以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洋务知识分子或早期维新思想家之所以要求变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为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能使上下相通，君民不隔，这是西方所以富强的根本原因；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则是上下不通，君民隔阂，中国所以贫弱的根本原因也就在此。因此，中国要实现富强，抵御外侮，就必须改弦更张。用郑观应的话说：中国“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之所以主张兴民权，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西方富强的原因，就在于西方实行的是民主制度，“人人有自主之权”，中国所以贫弱，也就在于中国实行的是封建专制制度，“收人人自立之权，而归诸一人”。既然有无民权是西方富强、中国贫弱的根源，那么，中国要救亡图存，实现富强，其不二法门自然是“兴民权”。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由，同样是清朝的封建专制使中国贫弱，而资产阶级共和国能使中国实现富强。正因为追求民主和科学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人们在接受或宣传、介绍西方的民主理论和学说时，往往有所选择，而选择的标准则是看某一理论或学说是否对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有利。这就影响了对西方民主思想的完整理解和系统接纳。如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这是西方民主思想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有人甚至说它们是民主-的基石，但在“五四”之前，却没有得到国人应有的重视，除严复、梁启超等个别人外，几乎没有其他思想家宣传、介绍过。因为这些思想家从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这一目的出发，认为当时中国最需要的不是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而是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自由，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自由，他们（如孙中山）甚至要求限制个人的自由。就是严复和梁启超，他们在宣传、介绍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时，也往往从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的需要出发，对其内容进行过修正。
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1915年9月，陈独秀在标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就向国人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不久，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又生动地将民主与科学称为“德先生”与“赛先生”，并明确表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来，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只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样，民主与科学就成了五四新文化的两面旗帜。
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这不仅体现在它以民主与科学作为自己的旗帜上，也体现在它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和理解上。就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主的认识和理解来看，首先，民主是一种个人独立自主的观念。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称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而所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那么，怎样才算“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呢？据陈氏的解释，要有“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意识；“纵横一世，独立不羁”的自主精神；不迷信，不盲从，敢于怀疑的独立思考；勇于进取，敢担干系的负责态度。一句话，“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个自固有之智能。”胡适又称这种个人独立自主的观念为“健全的个人主义”。其次，民主贯穿于社会各个方面，体现了平等自由的精神。李大钊在《劳动教育问题》一文中曾指出：“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有Democracy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轨辙。-上有他，经济上也有他；社会上有他，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在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靡有不受他支配的。简单一句话，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五四时期的另一位思想家谭平山在《国民道德教育改造论》一文中也强调：“今日时代思想的根本特质，就是民治主义，今日所谓民治主义的根本概念，就是平等自由两大观念。”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认识和理解的科学，不仅仅是科学技术或科学思想，而更是一种广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与迷信、盲从、愚昧相对立的崇尚实证的理性精神。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不久，他又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
正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再加上这种追求和崇尚又与对封建专制主义、迷信愚昧思想以及旧伦理、旧道德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联系在一起，因而它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变革。同时，民主与科学从此也逐渐深入人心，并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意识、价值观念。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追求民主、崇尚科学的运动和思潮继续向前发展。五四运动后，民主运动大致沿着两条轨迹向前发展：一是-党发动和领导的人民民主运动；二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发动和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如20世纪20年代末胡适、罗隆基等人发动的“人权运动”、30年代中宋庆龄、蔡元培发起成立的“人权保障同盟”和“赔偿冤狱运动”、抗战时期的两次民主宪政运动、抗战胜利后民主党派主张的第三条道路和民主建国运动等。与此相一致，民主思潮的发展也分两个方向，-党及其支持者认为，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具有虚伪性，它虽标榜代表全体人民，但实际上代表的只是有产阶级自己，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真正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则坚持传统的资产阶级的民主理想，坚持以选举为核心、以议会为形式的西方民主制度。在科学方面，则产生了经久不衰的“科学救国思潮”、30年代初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夕的“科学化运动”、同时期的“新社会科学运动”等。
第二，民主与科学的追求和崇尚开始贯穿于社会的各个方面。比如，在教育方面，平民主义教育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启发式”、“个性化”教育方法的提倡和推广，科学知识、科学实验课程的设置和重视等；在学术研究方面，主张学术独立，要求思想自由，反对-干预学术，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注重调查研究和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等；在文学艺术方面，揭露和鞭挞封建专制主义与愚昧主义（如“启蒙主题文学”），追求文学形式的多样与自由，主张大胆地表现和张扬个性，以及30年代兴起的“大众语运动”等。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渗透着中国人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与崇尚。
第三，再没有人敢公开非难和反对民主与科学。由于民主与科学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并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或价值观念，因此，再没有人敢跳出来公开非难和反对民主与科学。无论北洋军阀也好，国民党蒋介石也好，虽然实行的都是专制独裁，但他们在表面上还不得不保留中华民国的“共和”招牌，他们所制定的宪法（如1923年北洋军阀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1936国民党颁布的“五五宪草”、1946年国民党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都不得不承认人民应享有种种民主自由的权利，而且每当他们的统治出现危机时，往往以许诺实行所谓民主或还政于民作为挽救危机的一种手段。三四十年代受国际-思潮的影响，有些人鼓吹过法西斯主义，也发生过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但法西斯主义的鼓吹者和独裁论的主张者，大都只是强调中国现在还不具备实行民主的环境和条件，或者说在当时实行法西斯主义或所谓新式独裁比实行民主更能应付国际国内的挑战，而很少有人从价值上否认民主，认为民主不如法西斯主义或所谓新式独裁。至于科学，虽然在五四运动前后，出现过对唯科学主义思潮的批判，并因此而引发过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但对科学本身则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予以非难。就是批判唯科学主义的人在批判唯科学主义的同时，也再三声明，他们并不反对科学。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宣布欧洲人的科学万能之梦已经破产，但同时他又自注道：“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有些人搞复古倒退，甚至搞封建迷信，也要打科学的幌子，这样才有市场。“五四”前后出现的宣扬鬼神的“灵学会”，为了达到欺骗群众的目的，就给自己披上一件科学的外装，声称灵学“实为凡百科学之冠”。
当然，我们说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宣传和提倡，民主与科学逐渐深入人心，并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或价值观念，这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情况比较而言的。就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情况来看，不民主或反民主、不科学或反科学的现象不仅存在，而且还十分严重，如-上的专制独裁，思想上的封建迷信，学术上的-干预等。也正因为严重存在着不民主或反民主、不科学或反科学的现象，才会有民主与科学运动和思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不断高涨，我们也才用“逐渐”和“开始”这样的限制词来描绘民主与科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深入人心”和“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或价值观念”的状况。因为“逐渐”意味着有一个过程，“开始”表明是刚刚起步，如果用哲学术语来表示，它们还都处在“量变”的过程之中，远未达到“质变”。（本文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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