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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于法律与皇权之间的中国封建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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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对此案的争议集中于两点。一是刘辉、容妃、慧猛各应定何种罪名、处何种刑罚；二是张智寿、陈庆和是否应当各因其妹之事而遭连坐。在争议背后的深层事实却是，伦理在古代司法实践中的强势彰显，皇权对审判结果的恣意专断。
依门下省的奏本，“容妃、慧猛与辉私奸，两情耽惑，令辉挟忿，殴主伤胎。虽律无正条，罪合极法，并处入死”。由此可知，当时的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殴主伤胎应处何刑罚。门下省之所以认为刘辉应处以死刑，是因为“罪合极法”。易言之，刘辉所为，依成文法律并非极罪，然而依理（礼）却应当处以极刑。可见，门下省的处断，越过律法，直接以伦理为依据。伦理目的，而不是法律的准确适用，成为司法审判的首要目的。
尚书三公郎中崔纂认为，“刑名一失，驷马不追”，司法审判应以律条为准绳。依当时律法，“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因此，即使刘辉殴杀亲子，按律也只应处以数年徒刑，况且胎儿不曾出生，殴杀亲子之名也属待定之议。对刘辉处以死刑，实有因公主身份显贵而出入人罪之虞。至于容、慧二女之罪，崔纂认为，“止于奸私”，应科以相应刑罚，而不是依主观臆断等同于“宫掖”、“奚官”之罪。总之，对于三位当事人的定罪量刑，崔纂坚持应“一准于律”，应排除非法律因素的干扰准确适用法律，以使之“施行四海”。与门下省及皇帝的处断意见相比，崔纂的奏言，在对法律的理解与适用层面无疑应当给予更高的评价，其所秉持的理念也接近于“罪刑法定”的现代刑法思想。尤为可贵的是，崔纂并未因公主的特殊身份而对法律稍有“增减改易”，其严谨求实的作风与不畏权贵的气节，也与法律的原旨暗合。
谈及容、慧二女之罪是否祸及兄弟时，崔纂先是据礼以云，所谓“妇人不二夫，犹曰不二天”。如果妇人举止失节，其罪应在其夫，当然与兄弟无涉。魏晋时曾有人言：“在室之女，从父母之刑；已醮之妇，从夫家之刑。”崔纂以为“斯乃不刊之令轨，古今之通议”。由此可见，崔纂也将伦理规范视为司法审判的依据。门下省的奏言和皇帝的诏书均称，张智寿、陈庆和应遭连坐，其所依据的不是法律，而是与崔纂一样据礼以云，其所据之礼若然：公主以皇室之尊，嫁为人妻，而竟遭此辱，一干人等，理应重责，以肃世风。相对而言，崔纂所据之礼，无疑具有更广泛的伦理基础。外嫁之女，已属夫家，在古代是伦理常识，这一观念至今仍在影响着人们的伦理意识。即便如此，伦理在崔纂而言也只是分析案情时的依据之一，法律才是最终的决断者，因为，“奸罪无相缘之坐”。
尚书元修义、右仆射游肇均上言附议崔纂所奏。皇帝下诏书，维持原判。崔纂、元修义还分别遭到免郎、夺禄的处罚。至此，“礼”在皇权的支持下完全压倒了“律”。
崔纂等人在分析案情时，虽然礼律并用，然而却都把公主视为普通的伦理主体，最终主张应“一准于律”。而公主伦理地位的特殊性正是决定此案审判结果的关键因素。中国古代的社会秩序，本质上是一种伦理秩序。法律是对伦理秩序的维护与促进，伦理是法律秩序的文化、道义基础。个体伦理地位的等级差异正是这种伦理秩序的一大显著特征。在等级森严的伦理秩序中，皇族无疑是伦理地位最高的群体，与此相对应，在法律秩序中，皇帝掌握了最高的司法审判权。崔纂等人之所以遭到处罚，依诏书是因为“弗究悖礼之浅深，不详损化之多少”，其实是因为，崔纂等人的处断意见，无视皇族至高无上的伦理地位，有害于统治阶级推行的伦理秩序。于是，皇帝手中的最高司法审判权，成为维护伦理秩序的最终手段。“礼”与“律”的冲突，以“礼”的大获全胜而告终。而这一结果，正是伦理秩序决定法律秩序这一内在逻辑的外化与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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