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通俗历史,何以职业史家缺位？ |
 |
|
|
为了对历史教学和历史教科书编纂的各种问题进行反思，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５日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召开了“历史教学与教科书编纂”座谈会，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以及《历史教学》编辑部的三十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上述他的发言正出于此。
关于历史学问题，清华大学的何兆武先生（此次讨论会因病未能与会）认为，历史学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史实的认知，第二个层次是对第一个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与诠释。（何兆武《历史学是科学吗？》，载何兆武《历史理性的重建》，１０７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这两个层次其实也就是历史教科书所应该具有的两个方面，教科书一方面要传授知识，告诉学生基本的历史史实，然而这些“史实”其实与第二个层面“史实的理解与诠释”是无法分离的，而且这种理解和诠释往往决定了传授什么样的“史实”给受众。所以，教科书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小问题，中国古代有“灭其国，先灭其史”的说法，现代世界似乎在越来越走向全球化的普遍主义，但教科书却越来越具有更强烈的民族、传统、国家认同的现实意味。比如，以色列的历史教材，就特别突出犹太人的历史谱系，为了证明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国家，他们觉得必须写出自己的历史。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中国古代的史学编纂大体遵照的是“戒鉴史学”的思路，比如《资治通鉴》的名字具有的涵义。中国自从进入近代以来，开始按照新的方式编写历史教科书，像早期的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以及一直到晚近还在使用的郭沫若、范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