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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文化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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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端。天时地利人和，都使定海作为一个新型的旅游城市而前景无限。
这古城、名城、海中城，都是一座城市的外在特点，一个城市有什么样的魅力更在于它的内涵，在于定海的人。
开辟这片热土的定海人，具有哪样的精神气质?
一 勇为天下先的重商精神
定海，是著名的宁波商帮的发祥地，又是明代最大的商人集团徽商的根据地。
400 多年前的定海是对外贸易的重要阵地，一天云集在这里的航船多达“一千三百九十余艘”(1)，每当夏秋之季“ 大船数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而台温、汀漳诸处海贾往往相追逐。”(2) 这已成为明代海上贸易的最大的聚散地之一。怎样看待这一现象，有个观念问题，由于明代的海禁政策，这些贸易并不为朝廷所容许，在官方看来大多是-。那就要审视这海禁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利还是不利。众所周知，从农业国走向近代化，是以商人资本的发达为前导，明代有繁荣的商品经济，商人资本雄厚，徽商每年的利润高达900 万两，是万历初年朝廷税收的两倍，可这富可敌国的商人资本，为什么就不能发展到资本主义?
近几年在研究明代经济中，德国学者弗兰克一本有关白银资本的著作引起轰动，该书反对汤因比的欧洲中心论，认为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即从明中期到明末，百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有7 千到1 万吨，约占世界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美洲白银产量的一半都流入中国，当时的中国已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3)。 因此认为经济中心已从欧洲转移到中国。
这一观点能不能成立，需要国内学术界的深思。白银进入流通才成为货币，如果不能进入流通领域那只是贵金属，大量的银两在中国干了什么? 如果能进行工商业运作，制造有效需求，那商业资本就可能转化为产业资本，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但这些白银在中国没有产生这种作用。海禁政策严厉禁止与外国人做买卖，中国并不盛产白银，白银的大量输入，主要是私人贸易，而不是国家贸易，这种贸易在明朝视为非法的-行为，予以打击和镇压。所以大量的白银不能起到支持海上贸易的作用，只能是买田、买地，投入土地，或者窖藏，白银一旦退出流通领域，投入土地，那就不再成为资本，实际上是扩大地主经济，对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起了起了加固的作用。白银成为窖藏那就变成死钱，不再有货币的职能，所以大量白银在中国并没有起到推进生产的作用。当时东印度公司初创时，只有白银十多万两，就能发展成东方贸易的霸主，横行海上。中国有那么多的白银却困守家园，不能促进资本主义萌芽，弗兰克说中国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那是不了解中国国情，是一厢情愿的推论。
但这问题的提出，却使我们深思，中国并不缺少资本，却缺少支持资本运作的正确政策，是海禁拖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后腿，所以对这错误政策下的责难，今人不应苟同。事实上这样的-得到当地居民的广泛参与，记载说居民们“竞趋海利”(4)，百姓生活明显改善，经商致富者不计其数，这就是明证， 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
关于定海的倭寇，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定海出没的倭寇大多受雇于中国人，王直就是最大的雇主和老板。定海的抗倭战争，主要打击的是中国人。王直在军事抗拒中，多次提出开放海禁，通商互市的要求，嘉靖二十四年(1555)他向明朝的军事将领表白:“ 倭国缺丝棉，必须开市，海患乃平。”嘉靖二十六年(1557)他在舟山向朝廷呈递的通商的请求书，请“胡(宗宪)军门代为疏请通商”，文中说 :“ 窃臣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之中 ，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夫何屡立微功，蒙蔽不能上达，反惧籍没家产，举家竟坐无辜，臣心实有不甘。前此嘉靖二十九年，海贼首卢七抢虏起船，直犯杭州，江头西兴坝堰，劫掠妇女财货，复出马迹山停泊，臣即擒贼船一十三只，杀贼千余，生擒贼党七名，被虏妇二口，解送定海卫掌印指挥李寿，送巡按衙门。三十年，大伙贼首陈四在海，官兵不能拒敌，海道衙门委宁波府唐通判张把总托臣剿获，得陈四等一百三十四名，被掳妇女一十二口，烧毁大船七只，小船二十只，解丁海道。三十一年，倭贼攻围舟山所城，军民告急，李海道差把总指挥张四维会臣解救，杀倭船二只，此皆赤心补报，诸司俱许录功申奏，何反诬引罪逆及于一家，不惟湮没臣功，亦昧微忠多矣。”(5) 在送上该书后，他“日聚群倭，砺兵刃，伐竹木，为开互市计。”准备“待奉明旨，许其宽宥，与以都督职使，得稽压海上，开市以息兵。”(6)
王直自陈他杀倭的成绩，可能出于表功，自吹自擂，但从这自白可以知道，在定海地区活跃着倭冠、海盗和海商的几股力量，鱼龙混杂，善恶相渗，有时一人兼有几种身份，王直是安徽大商人、大地主，也是定海最大的海商集团的首领，他打过倭冠，也雇佣日本浪人做过海盗，是个半明半暗、半人半鬼的人物。明代的徽商和闽商很多都是亦商亦盗。这种现象并不奇怪，资本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带着血污，这是恩格斯的名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以海盗打开海外贸易，与中国不同的是，荷兰、西班牙政府支持海盗活动，而明朝对海盗一律予以镇压，并不加区分地把海商也打入海盗行列，实施全面海禁。海禁的实施并不在于保家卫国，因为明朝的外患主要在北方，当时的日本并未构成对明朝的威胁，王直就在上述报告中分析日本的国势说:“日本虽统一于君，近来君弱臣强，不过徒存名号而已。 其国尚有六十六国，互相雄长。”日本处在内乱之中，并无暇他顾，有的浪人在中国沿海骚扰，打家劫舍，很多是受雇于中国人，名为外患，实际是内忧。中国史书认为王直是大海盗，在日本和朝鲜史书中甚受尊敬。耐人寻味的是，在有明一代，海禁一放松，倭冠活动就减少，海禁一严，倭冠活动就增多。隆庆年间，明代最有雄才大略的改革家张居正主管边防，放宽海禁，倭患随之平息，连戚继光都马放南山，调到北方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的练兵，加强北方防务，东南沿海的贸易因此得以迅速发展。这起伏的背后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说，当贸易正常进行时，骚扰就减少，一旦贸易被扼制，骚扰立即上升，可见这蕴含有合理的商业要求，王直多次提出开放海禁，互惠通市就是这一要求的反映。所以有学者著文说:“ 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说过，商品不能越过边境，士兵就会越过边境。这就是说，战争往往起源于贸易限制。”(7)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海禁最严的王朝，-与海盗也最猖獗。遗憾的是，国人有关贸易正常化的请求全被拒绝，更何况有逆迹的王直! 他本人则被明政府设计诱杀，后代逃到了日本，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他的子孙在安徽故土为王直修了墓。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林仁川先生的《明末清初的私人海上贸易》（8）就为此翻了案，其性质不是倭寇骚乱，也没有用“-”这词，而是定性为“私人海上贸易”，二十年来，此种看法在明史学界已从少数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遗憾的是此种新论点没有及时推向民众，民间仍然沿袭三、四十年前的观念，以致去年在安徽发生愤青们砸毁王直墓的事件，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这不是对王直一个人的评价，实质上是有关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生长的问题，这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被列为史学界五朵金花，即五大问题之一。在21世纪由于《白银资本》的出版，这一问题又再度引起关注。如何对待王直及其海上贸易，可以成为讨论这一问题的切入口。因此建议，定海可以组织一次有关沿海贸易与东南地区的学术讨论会，其中有关王直问题不仅会引起国内历史学、经济学界、社会学界的兴趣，也会吸引海外学者的关注。中国占有世界白银的三分之一，为什么不能走向近代化之路，这个问题的深入的关键之一，是对海上贸易的看法。这虽然是题外话，却是可能提升定海地区历史价值的重要问题。
定海的商业精神不仅表现在海上商贸的发达，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民众的社会意识中，从定海、宁海一带的俗语、民谚中就略见一般，试举几例如下:
“弗买弗卖，三代分败。”
“不怕折，就怕歇。”
“家有千金，不如日进分文。”
“吃弗穷，着弗穷，下算弗着一世穷。”
“穷店比好汉。”
“大富由天，小富由勤。”
“十里一个铺，凡百都有数。”
“福由自致。”
“石头瓦片有翻身。”
上述谚语都抄自明清时代的县志，这是那个时代出自平民百姓内心深处的感受，从这里听到的是，家藏千金，不如做一个日进分文的小买卖；开一个穷店可比得上做一个英雄好汉；只要能经营，石头瓦片也有翻身之日；不做买卖，不到三代就要家败。充满了对经商的歌颂、追求和向往。在重农抑商有悠久传统的中国，从朝廷到思想家很少有重商的认识，可在舟山民间却发出别一种呼声，一扫内地那种轻商、贱商的声浪，歌颂商业，这就是勇为天下先的商业精神。
再从民间信仰来看，中国是多神崇拜，中国有繁荣的商业，可就没有专职的商业神，有的是财神，可这财神爷并不专管商业，它管的行业众多，什么官员、市民、农民、工匠、士大夫等等，各个阶层、各种职业，要想发财的都拜财神爷，因此这财神爷为大家所共有，并不是商业专用。在西方就不一样，古希腊神话中就有专职的商业神，它还兼管交通，正如现代人的认识，要得富，先修路，古希腊的神话朴素的表达了商业与交通的密切关系。中国商人资本并不比古希腊逊色，为什么就没有专职的商业神? 我找了许久，只发现一处有文献记载，温州有货殖神，就是《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货殖，这是汉代的商业用语，可见中国的专职商业神在温州，这太难得可贵了，因为其他地方都没有找到。定海有没有货殖神? 我不知道，如果有，那就可以写一篇文章《中国商神在浙东!》，希望这一愿望能由定海人来完成。
二 刚柔相济的地方个性
定海人多以捕鱼为业，这是充满风险的生涯，渔家的谣谚充满了令人心酸的诉说:
“三寸板内娘怀里，三寸板外见阎王。”
“(船)老大好做，崎头难过。”
“大漠洋洋，忘记爹娘。”
渔家的传人，年年在海上奋斗，世世代代不退却，有的还飘洋过海，向海外拓展，从这里走出国门的华侨多达十万人之多。长期的风吹浪打，练就了不畏艰苦，勇于拼博的的开拓精神。人们惯常地称赞美国西部牛仔的开拓精神，岂不知中国人民从古代就孕育了东南部的开拓意识，所不同的是美国西部的开拓，是以血与火的代价赢得美国的文明。中国东南沿海的开拓，更多的是表现为建设性的推进，中国渔仔并不比美国的牛仔逊色，这是中国开拓精神的特色，定海的历史就是有力的证明。
定海人热爱故土的爱国情操是非常深沉的，不仅表现在奋勇抗击外来侵略者，还积淀到民风民俗中。在历史上他们经历了南宋和明朝的灭亡，这一刻骨铭心之痛，深深烙印在民众的心中，中秋节从来都是八月十五，唯有定海是八月十六，据说是纪念南逃的皇室。九月二日是定海一个独特的节日，这是清兵攻破定海的日子，被当地人称为“难日”，每到这一天，敲锣打鼓驱逐鬼厉，全城祭奠，设饭食招待过客，称为“屠城羹饭”，由怀念故国成为一种民间信仰，是爱国主义至深的表现。
称赞当地民众反清的爱国精神，可能遭遇肯定清王朝统一全国的矛盾，但这是历史价值与道德评价的不同范畴，就如我们肯定秦始皇统一全国的历史功绩，但也传诵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在秦始皇身边，就有这样一个孟姜女揭露、控诉秦王朝的暴政，这是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二律背反定律，是中外历史上常有的现象。在古代，人们都以忠于一姓王朝为自身的爱国情操，这应该得到现代人的理解。尊重当时当地人的爱国观念，也是现代人理解历史的应有之义。
这里是渔家村，与农业生产的村落有不同的人情风貌，礼教相对宽松。例如寡妇再嫁，在内地被视为羞耻的事，可在定海的乡村，妇女尽可一嫁、再嫁、三嫁，还可带着原有公婆“坐门招夫”，甭担心被人耻笑。所以这里的贞节牌坊不多，这是大好事，说明在礼教盛行的明清时代，这里的妇女却有较好的生存环境。又如内地女子出嫁往往苦于陪嫁不足，定海的妇女甭为此苦恼，只需略备衣服、用具，就可被明媒正娶。当地民俗中还有男女婚配，女子可以称王三天，在这期间家庭上下都听命于新媳妇，这是中国其他地区很难见到女子能拥有这样的特权。当然，作为渔家女，她们要承受丈夫外出打鱼时的孤苦无依，操持全家的辛劳，倚门盼郎归的心酸，等等一般女子所难以承受的各种压力。
定海人重视夫妻情谊，形成不同于内地的风俗习惯。男子再娶，在行庙见礼时，要在床前设筵以祭前妻，并由新娘一人行拜，以表示对前妻的尊重。这种缅怀前妻的绵绵情意连现代人都不容易做到，作为为一椿良俗是定海古老的传统。有些经典作家说，看一个社会的开明程度，就看它对妇女的态度，按此标准衡量，定海自古以来思想就比较开明。此次来定海途经宁波，看到有“老太婆大酒楼”、“老板娘集团公司”，像这种招牌在中国大概只此一家，别无分处。从广告看老板娘商贸公司下属的各个分店还开到上海、天津。这里是中国服装生产的重要基地，产品远销海内外，据说经营服装生意的大多也是妇女。浙东沿海的妇女所以能在生意场上大显身手，走向全国，走出国门，这与女性在当地历史中的地位有关，是这特殊的地位，锤炼了东部沿海妇女的能力。因此建议在这里创办一个渔家女的民俗博物馆。要知道，在世界上女子地位比较高的如瑞典、瑞士都有专设的女子博物馆，颇受旅客的欢迎和学者的关注。在中国女子有半边天之誉，却没有一个女子博物馆，这应该由女子地位比较高的定海来首创，首先展示渔家女这一特定的女性群体的生存、发展状态。当前国际上最热门的人文学科有两门：一是大众文化；再一个就是性别史。如果能在这里有中国首个女性博物馆，这是特别有魅力的事。
这刚柔相济的人情风貌，还表现在民间艺术上，有著名的舟山锣鼓就是一例。人们都知道西北锣鼓、延安的安塞腰鼓，那热烈奔放，-昂扬的鼓点，震撼人心；这舟山锣鼓却别有一番风貌，在热烈奔放的鼓声中，配以丝竹乐。在刚性的锵锵的鼓声，伴有柔性的悠扬的弦乐，这刚柔相济的艺术形式，是舟山人的独创，也是舟山人地方个性的表现。
三 兼收并蓄的包容胸怀
定海地处中国东部的边陲之地，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离中原甚为遥远，但它不远千里引进中原文化。这里最早的私塾学校，是由宋代河南的士大夫郭维创办的，自此以后文运昌盛，从宋代到清代培养的进士有44人，人才辈出。这一浓厚的文化氛围在街头巷尾中处处有所表现，定海许多古老的地名如状元桥、解元桥、学官桥、文彩桥、将军桥、南善桥、义桥、等等，这些命名都寓有深刻的文化含意，说明儒家思想在里有深厚的根底。
舟山是佛教胜地普陀山所在地，又是道教灵宝派的发源地，自古就受到文人雅士的推崇，《抱朴子》记载:“ 古仙者之药，以登名山为上，而以海中大岛屿若会稽之翁州之类者次之。”这些高人隐士采仙药于名山，悠游于山水之间，修心养性，在他们所居之地素有“海上仙山”之美誉。儒佛道三家在舟山各行其道，相安无事，唯有博大的胸怀才能使这不同信仰的学派和宗教在这里共存共荣。这种包容性，是中国文化兼容精神的积淀，它已铸成民族性格的一部分，不仅在历史上闪耀，也在现实中发生作用，如今又以开放的城市迎接海内外的游客。这里的山山水水和人情风貌，必将使游客乐此不疲
舟山这一方热土，有勇为天下先的重商精神，刚柔相济的民族性格，兼容并蓄的包容胸怀，这三大特点可归结为舟山特有的人文精神。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曾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是从黄土地中生长的-文化，这意味着封闭性是传统文化的特性，这种特性注定它在蓝色海洋文化的冲击下必然衰败的命运。其实，政策的封闭并不等于文化的罪过，因为政策可以因统治者的意志而转移，唐朝和明清同是中华民族的王朝，同是在黄土地建立的政权，一则开放，一则封闭，其对外政策全然不同，所以用-和蓝色判定胜负，未必恰当，这种观点是偏是全，暂且勿论。但从舟山来看，有充足的历史依据证明，恰恰是在蓝色海洋的包围中，黄土地文化茁壮成长，这里才有黄土地文化与蓝色海洋文化交汇的盛景。
提起蓝色，在西北黄沙大漠中，也有此遗留。这从最近热播的电视片《新丝绸之路》中可见端倪。在大西北有许多壁画，都染以蓝色，这是用贵重的蓝宝石，磨成粉做的颜料，历经一千多年，色彩鲜艳如初。考古者说，这里居民的祖先是来自西部海洋国家的移民，因为战乱迁徙到这里，蓝色始终为其钟爱，所以不惜以贵重的宝石作染料，以保存对海洋的记忆。至今在新疆一些少数民族中，家具都染成内地很少见的蓝色。可见不论是蓝与黄，都已成为中华民族生活记忆和思想意识的一部分。
舟山文化的本色是黄中有蓝，黄蓝交映。黄蓝互渗是什么色! 绿色。这是出于黄、蓝交汇而创生的第三种色彩。当前人们都以绿色作为自然生态的标志，可这绿色在舟山不仅是自然生态，更是文化生态。我想这就是定海、舟山的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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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朱纨《朱中丞甓余集》，《明经世文编》卷205。
(2) 张邦寄《张文定甬川集》，《明经世文编》卷147。
(3)(德) 贡德. 弗兰克《白银资本: 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年。
(5)《王直上疏》，采九德《倭变事略》。
(6)胡宗宪《筹国图志》卷9，《平倭录》。
(7)参见《明代的海禁与-》，《南方周末》，2006.3.30.
（8）林仁川《明末清初的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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