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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贪官“倡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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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均只注页码）。该书反复强调，“居官办事，全凭公心”，“居官立身，固以操守为本”（第650页）。而官员最重要的操守就是要牢记“为国、爱民之意”（第658页），尤以爱民为为国之基础。“为吏尽职，为民守分，各居其道，治理民安，则国家可以长保。故为政者，必以安民为本。定民之道，必以养民为先”（第665页），倡言官员应该做到“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第657页）。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居官镜》以最清楚明确的语言，大力提倡官吏要清正廉洁，严厉抨击贪赃枉法之徒。书中说：“清洁之操，一尘不染，谓之廉。”（第649页）“以廉言之，理财制用，崇俭务实，使天下家给人足，盗贼不起，争端不作，贪官污吏无以自容，此廉之大者也。箪食豆羹，一介不取，此廉之小者也。”（第655页）该书甚至认为，官员如果只能洁身自好，淡泊其身，而对属员的贪劣妄为，胥吏之苛索敛财，劣绅之横行乡里，失于觉察，疏于整顿，苛且塞责，姑息养奸，“如此违道、干誉之清官，其与贪官，迹虽不同，其所以负恩误国之罪一也。”（第650页）书中对那些“肥甘自奉、轻暖自适、货财自好、刚愎自用、贪得无厌、嫉贤妒能”的贪黩之徒，表示出深恶痛绝的态度（第658页），并对“掊克聚敛，取下民之脂膏，借润私囊，致使民力益竭，民怨日增”的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第667页）。
应该说，作为一个封建官员，能够有这样一种见识，写出这样一篇文字，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了。但是，也许谁也不会想到，这部书的纂修者，本人就是一个大贪巨奸。
在比较正式的传记中，刚毅的贪黩行为，往往语焉不详。如《清史稿》的《刚毅传》，对此不著一字，讳莫如深。《清代七百名人传》的《刚毅传》，在谈到他于光绪二十五年“钦差赴江南查办专件”时，只说“但闻此次所到各省，多有收受陋规之事”（该书上卷，462页），也还是半遮半掩，欲言又止。倒是在一些笔记杂说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如《综论义和团》中，就称刚毅“专主阴谋，日以废立皇上，排斥外人，遏绝新学，搜括民财为得计”（《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57页）；《清朝野史大观》则讲得更加具体：（甲午战后），“派刚毅赴两江两湖两广闽浙等省大肆搜刮，除常款外，无公私悉取之，岁得千数百万，海内骚然。此犹托为公家所取者耳，而饱入私囊者乃不可胜数，盖回京之时，箱笼等物至数千件，道旁观者皆曰：‘此中悉累累黄白物也’其贪鄙无耻盖如此。”
像刚毅这样的贪官“倡廉”的怪现象，自然堪称一个绝大的讽刺，但绝不是偶然的例外。讲的冠冕堂皇，做的男盗女娼，其实倒是贪官们的共性。贪官污吏们为了聚敛财富就要大肆搜括，为了装扮形象、戴稳乌纱帽就要说些反腐倡廉的话，这实在是很合乎逻辑的事情。刚毅纂修《居官镜》，不过是做得更有心机罢了。
近些年，类似《官箴》、《居官警语》一类的书，出了好几本。在历史上，“官箴”这类东西，是起过积极作用的，确实是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历史遗产。其积极作用，一方面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反映了老百姓对于清明-的冀求；另一方面是在舆论和观念上把清正廉明、关心民瘼、秉公执法等作为-道德的崇高标准肯定下来，这些都会在现实生活中对封建-的阴暗面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也会有一部分封建官吏把这样的-道德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但是，我们对于这些方面也不能作过高的估价。这不但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同刚毅一样，在言和行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甚至颠倒；而且所谓的“官箴”，充其量只是官员们一种自律的信条，对于一个拥有很大权力的人来说，仅有自律而缺失他律，仅靠自我约束而不同时靠制度监督，是很难避免权力的滥用的。
认识、考察、评判一个历史人物，重要的不是看他自己如何表白，如何言谈，而是看他的所作所为。这本来是史学研究的通则，可是也有人在评论历史人物的时候，不知是出于偏见还是由于天真，往往轻信历史人物的自我表白。这样去研究历史，岂不是越研究越糊涂？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似乎也能够从刚毅言行相背的实例中得到一点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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