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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顺治帝-看帝王心目中的好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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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邦家。欲冀太平之理，不可得矣！”（第277页）也就是说，高官如果贪黩，一会败坏社会风气，二会破坏社会稳定，后果极为严重，是绝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一曰戒伪。这里所说的“伪”，也就是捏饰诓骗，弄虚作假。《儆心录》强调：“不诚则伪，不伪则诚”，诚、伪之间，“纤介之差，缪乃千里”。而对于为政而言，“一诚有余，百伪不足”，因为一有所伪之心，“小则挟术以文奸”，“大则藏欺以误国”。顺治帝警告说：“有臣如此，诚国家之大蠹哉！”（第279、280页）为什么有些人如此热衷于“作伪”呢？说到底，无非是为了希恩邀宠，沽名钓誉，用不正当的手段达到加官进爵的目的。有的“身居枢要，而中怀欺蔽，欲以智巧，惑主上之聪明”；有的“素承优渥，而心惧衰替，思以迎合，永固其恩宠，遂乃颠倒是非”；也有的“外通请谒，而苞苴是徇；或有内庇知交，而互为掩饰，情殷私室，念薄公家，虽至身蹈欺蒙，而不遑自恤者”。（第279页）特别是有些人“不崇实效，纯务虚名”，这种人“欺世盗声，匿情干誉”，“其行必矫，其意必浮”。顺治帝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大家都务虚名而不图实效，“则国家之实事，又将谁倚？”（第274页）所以他说：“不崇实效，纯务虚名，上则误君，外则误世，内则误身”。（第275页）
一曰戒骄。《儆心录》认为，“骄”之一字，是为官之大忌，“盖骄则自盈，自盈则惰慢之气存于中，傲肆之形见于色，虽有善焉，莫之能盖矣”（第278页）。书中归纳了导致骄傲的几种根源：有的是“恃夫勋劳者”，有的是“矜夫才学者”，还有的是“挟夫权势者”。不同的心态，造成不同的危害。居功自傲的人，“苟有侈然自诩之心，则恣意而行，鲜所顾忌。节制之，则觖望之念生；优而容之，则又渐滋其跋扈。”最后，终不免因“德不胜骄”，而落得个“功不胜罪”的下场。恃才矜己的人，自认为“天下之莫己若也，于是发论必以为嘉谟，创法必以为成宪。谀之则以为贤，而拂之即以为不肖。”对于别人的聪明才智，“自彼视之，皆无足取。”结果必定是“佞人日新，正士日疏”，才学也就在自傲心理中变得荡然无存。仗势弄权者，自以为位高权重，“习为倨傲”，不免“颐指当世，凌轹百僚”，甚至一手遮天，指鹿为马，擅权枉法，胡作非为。总之，骄的根源在于“自盈”即自满自足，而其流弊，“岂第无益于身，抑将贻误于国”，实在是值得为官者时刻警惕的。（第278页）
一曰戒怠。百官之中，勤谨国事、克尽厥职者固然不乏其人，但“縻禄素餐，尸位溺职”，玩忽职守，敷衍塞责者，也所在多有。《儆心录》列举了这种庸官的几种类型：一种是“怠弛之人”，他们只知满足于高官厚禄，胸无大志，一味“玩愒岁月”，“耽于逸豫”。一种是“庸鄙之人”，他们“碌碌取充位，以为莫非王臣，我何独劳为？于是堕国事于因循，而泄泄然，曾无所表见于世”。一种是“邪曲之人”，他们“遐弃正业，若不相涉然，乃持智计以徇私，则弗遗力，逮王事埤我，惟苟焉塞责，不恤其他。”还有一种是“恣傲之人”，他们“虽材足有为，而高自矜诩，惬其意则殚力任之而不辞，少拂抑焉，即倦懈心生，而故为不克胜任之状。”这些人表现虽然不一，但共同之点，就是“以之治事，则多败事；以之图功，则鲜成功。”所以顺治帝认为，这类人是万万不能用的，“得百庸臣，不如得一能臣；得百能臣，不如得一尽心之臣。”（第281、282页）因为只有尽心尽责，才能有所作为。
除以上数端外，《儆心录》还针对官员们结党营私之弊，写了《植党论》；针对趋炎附势之弊，写了《附势论》，限于篇幅，不能详述了。
顺治皇帝的《御制人臣儆心录》颁行于清初，到了晚清，李伯元的一部《官场现形记》，写尽了宦海百态，其中魑魅魍魉的种种鬼蜮伎俩，却大体跳不出“贪”、“伪”、“骄”、“怠”等几个字。这当然不是说顺治帝有什么先见之明，而只是说明，《儆心录》中所提出的种种弊端，确确实实是官僚-的痼疾顽症，就像鲁迅所说：“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这些弊端，过去尚且为封建-所不容，到了今天，当然更需要我们坚决予以摈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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