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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治史者的教科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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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范
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在近20多年里取得了长足进展，而且正在形成一个中西对话十分活跃的学术平台。然而，有些西方学者对古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估，很是出人意外。例如，麦迪森估算出128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600美元之多；彭慕兰估算出1750年左右，中国平均每人糖的消费量为3．8磅—5．0磅，而在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人均消费量则高达10磅（按今之折算标准，1磅约略等于0．45公斤）。由于这类耸人听闻的数据推演，是与打破“欧洲中心主义”、“明清江南世界先进”等新论联在一起的，因而不能不给予一定的关注。
其实，生活比什么都真实。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数据的难觅以及数据的真实程度，常令学者不得不特别小心。时间越往前，问题就越大。至于像“人均收入”这样的“大概念”表达出来的经济意义，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明民众生活的真实，更是存疑多于笃信。
史学研究无疑非常需要社会科学（包括计量统计）的新鲜输入，但更要讲究进入历史情境。后者凭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苦功夫，借助于史料，以实证回归“历史现场”。而一切数据的推算、逻辑性的解释，都只能依据史料事实陈述的可靠，都应该与特定的历史情境吻合。容易被忽略的是，治史者在选择与解读史料的过程中，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以及来自生活的社会阅历和经验性的观察能力，也对这一认识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的治史者因生活经历的某种局限，有价值的史料会在眼皮底下悄然溜走，有些则被明显放大，失误时或有之。
明清时代，江南农民的日子过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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