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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治史者的教科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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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江北农民好,这是可以相信的;是不是比英国农民过得好,不敢妄然置疑。然而,要说他们的日子甚是惬意,消费水平如何之高,则期期以为大不然。或许是因为多了一份生活的实际体验,故而对这一时期“历史文本”中偶或出现的有限数据,常于不疑处有疑;由于数据在时间与空间上严重地不连贯,更不敢触犯数理统计方法的大忌,去推算出诸如GDP之类现代式的经济概念。
就说核算农家的经济生活水平,治史者倘没有一定的乡土生活阅历,很容易出错。例如,计算江南农民的亩产收入,常常不区分此类数据是稻谷还是白米或糙米,更不考虑同一区域自然条件的差异甚大,以及由灾害程度带来的收入风险。在折算其产粮或织布收入时,取的又是市场销售价,而非商家收购价与季节差价。在估算其生活水平时,又忽略诸项成本费用的算入,以及来自政府方面的法内法外税费负担。仅就上述说到的种种收支“误差”,就决非小事一桩。
17世纪—18世纪江南农民的生活到底如何?明清江南的方志笔记中并不缺乏这类的记述。例如,纂修于1630年的《松江府志》,主修者为时任知府、湖北谷城人方岳贡。他的序文写得很特别,一反溢美乡土的格调,说松江一府“粟米、布缕、鱼盐之利,貌称东南陆海,然糊口则盈,终事则诎”。近200年后,到1817年孙星衍主纂嘉庆《松江府志》,志文犹说:“农家最勤,习以为常,至有终岁之劳,无一朝之余。苟免公私之扰,则自以为幸。”至于文人笔记里有关缫丝、织布农妇身无一缕丝、一寸棉的民谣,几俯拾皆是。因此,不联系明清中国的整体历史背景,丢弃-体制与经济体制方面的分析,一味在数据上打算盘,变成一种纯而又纯的数字演绎,这样的走向会不会变成一种脱离历史实际生活的“数字魔方”?
历史是已经凝固了的现实生活,现实生活是正在流动着的历史。现代中国,从上到下都在高度关注“三农”问题。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完全可以从一个历史的侧面为“三农”问题的改善提供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应该是历史与现实互动的一个极好舞台。其中不可或缺的前提便是,治史者要与大众生活息息相通,多多了解农村,贴近农民的生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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