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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文学手段研究上古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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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条可行的途径。至于科学史对于一般历史科学的意义，席先生列举了四条有力的理由，那就是：一、生产工具的进步是历史发展的重要标志，而生产工具的制造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二、精神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科学理论对人类世界观的演进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三、考古学上的新发现要求科技史家更多的参与；四、就传统史家的四大看家本领之一的年代学（其它三项为职官、版本、目录）而论，绝对离不开天文学的方法。后来构成“夏商周断代工程”基础之一的天文断代方法，实际上就是席先生在这里所强调的借助天文学手段研究上古史的路数。
以上所述，仅仅涉及眼前这本席泽宗院士的自选集《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中的很小一部分内容，席泽宗先生在科学上最重要的贡献当然是他1955年的《古新星新表》及其前后发表的几篇相关论文。由于早有专家介绍，这里不复赘言。值得指出的是，王绶院士将席先生的这一成果称为天文学史研究中的珍品，而后又举出喜帕恰斯发现岁差、哈雷预测以其命名的彗星、竺可桢倡物候学这几出科学史上的大戏，认为它们都是“古为今用”的典范。此外，席先生关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及彗星图的解读，关于甘德肉眼观察到木星卫星的推测，关于敦煌历书和星经的分析，以及关于《周髀算经》中的陈子模型的研究，都是富有创见的重要科学史文献。
《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 席泽宗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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