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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回纥与中外文化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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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永隆中，东突厥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复国运动。从682年开始，回纥人逐渐分裂为南北两大部分，其中主体部分向北退缩到原居地色愣格河流域和土拉河以北地区，在突厥碑文中统称为九姓乌护。由于东突厥第二汗国阻绝了他们与唐朝之间的往来，所以在汉文史籍中几乎没有关于他们的报道，但在突厥文碑铭中留下了关于他们的信息[3]。以可汗家族为主的部分则向南迁移到甘州和凉州一带，其王统一直未断。727年，可汗承宗等人受凉州都督的诬告，流配致死，承宗族子护输杀凉州都督，断绝了唐朝通往西域的通道。在唐军打击下，护输率军北投突厥，“退保乌德山”，回纥汗国屈服于东突厥统治。开元末，护输死，子骨力裴罗继立，揭开了回纥汗国历史的新篇章。
乘东突厥内乱，骨力裴罗遂联合拔悉密、葛逻禄等部，在745年灭了东突厥汗国。回纥汗国第二次复兴，统一漠北。骨力裴罗自称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唐朝因其解除了东突厥的威胁，封其为骨咄禄毗伽阙怀仁可汗，建牙于乌德山(杭爱山支系)、昆河(鄂尔浑河)之间，最盛时回纥控地“东极室韦(今额尔古纳河一带)，西金山(今阿尔泰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1]。
745年，骨力裴罗死，子默延啜立。759年，默延啜死，次子移地建即位，号牟羽可汗。780年左右，牟羽可汗被宰相顿莫贺击杀，揭开了回纥汗国统治者内乱的序幕。从780年到840年间，更迭了十位可汗。在内乱不断的同时，汗国内部又连年自然灾害。788年改回纥为回鹘。840年，回鹘大将引黠嘎斯十万骑破回鹘城，汗国瓦解。回鹘各部南下或西迁，进入甘凉、天山和葱岭一带。
从唐政府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来看，回纥与唐政府的关系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这是双方长期友好合作关系的突出体现。回纥与唐特殊关系的确立开始于贞观三年(629)，回纥“始来朝，献方物”，双方正式建交。646年，回纥联合诸部，配合唐军灭薛延陀汗国，建立了回纥汗国，并遣使告唐；“延陀不事大国，以自取亡，其下骇鸟散，不知所之。今各有分地，愿归命天子，请置唐官。”[1]唐太宗受其所请，亲至灵武会见使者，并正式在回纥各部设置府州，“府置都督，州置刺史，府州皆置长史。”“以唐官官之，凡数千人”。唐政府又根据回纥所请，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辟了一条大驿道，名“参天至尊道”，沿途分设驿站，供应来往使臣和官员。每岁回纥各部贡貂皮，以充租赋。骨力裴罗复国后，遣使入贡，唐朝封他为奉义王，后又册封为怀仁可汗。从而真正确立了直至8世纪末的双方和好并相互支持的特殊关系。
回纥与唐政府间的特殊关系首先表现为回纥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抵御吐蕃对西域的进攻。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中央政府实力不足，唐政府不得不对外借兵平叛。作为唐朝的邻国，回纥并未利用这一纷乱形势，拓宇唐疆，而是应唐政府之请，先后于756年、757年、762年三次派大军助唐平叛，收复长安、洛阳、河北等地，对唐有社稷再造之功。作为回报，唐政府除大加赏赐外，还规定以唐绢买回纥马，开始了双方间长期进行的绢马贸易。除了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外，回纥还在唐政府的支持下，联合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共同抵御吐蕃对西域的进攻，一度重开安史之乱后被吐蕃切断的东西陆路交通。
回纥与唐政府间的特殊关系又表现为双方间的和亲关系。和亲始于“安史之乱”，首先由回纥公主嫁给唐朝宗室。756年，葛勒可汗出嫁可敦妹于唐朝敦煌王，肃宗封其为王妃。唐朝则有6位公主和亲回鹃，即宁国公主、小宁国公主、崇徽公主、咸安公主、寿安公主、仆固怀恩孙女等。其中758年宁国公主出嫁葛勒可汗是中国历史上中原皇帝嫁亲女给边疆民族首领的第一次，突出体现了双方间的独特关系。和亲在客观上加强了回纥的内向力，促进了回纥与唐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
回纥与唐政府间的特殊关系还表现为双方相互信任的心理。与中原王朝和其它少数民族关系相比，回纥与唐政府间相互信任的心理是非常强烈和浓厚的，双方一再将相互关系说成是甥舅关系，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正是双方间这种长期友好合作的特殊关系，使得回纥成为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
二、回纥与摩尼教的在华传播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240年前后)由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宗教。在我国又称明教、魔教、牟尼教等。摩尼初在巴比伦传教，后因祆教徒反对，他被处死，四散后东来之教徒传教于河中、印度和中国。在3世纪下半叶，盛行于帕提亚地区，而且已经传入中亚粟特地区。
根据宋代释志磐所撰《佛祖统纪》卷39的记载：“延载元年(694)……波期国人拂多诞(摩尼教教职)持二宗经伪教来朝”，摩尼教始入中国[4](60)。此外，《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中的下述这段话：“(开元七年)六月，大食国、吐火罗国、康国、南天竺国遣使朝贡。其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奉。”也反映了摩尼教传入中国的情况。但由于已在汉人社会建立根基的佛教徒的反对，以及中原统治者历来对域外文明的鄙夷心理，使摩尼教在中原的传教活动受到限制。唐政府于732年下令禁传，只许侨民信仰。中国史籍称该教曰“伪”，即反映了不愿承认其合法性的心态。
摩尼教能够在中国再兴，并获得较为广泛的传播，主要依靠了回纥势力。据《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六、七、八行中相关记载，安史之乱后，唐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为条件借回纥兵平叛，762年牟羽可汗击败史朝义，占领洛阳，受西胡摩尼法师教化，改信摩尼教。763年牟羽可汗归国时带回四个摩尼教法师，并逐步促使回纥人普遍信奉摩尼教。由于唐与回纥的特殊关系，768年，唐应回纥可汗之请，允许居留长安的回纥摩尼信徒建大云光明寺传教。771年，唐政府又应回纥要求，在荆、扬、洪、越等州立大云光明寺。807年，洛阳、太原也置摩尼寺。于是两京之外，北自太原，南至南昌、绍兴(后至岭南)都有摩尼寺。正是因为回纥人的作用，摩尼教成为唐代外来宗教中除佛教外流行最广的宗教。恰恰也正是因为这一因素，又使唐代摩尼教的传播在几十年后基本陷于绝境。
840年，漠北回鹘汗国被黠嘎斯所灭，回鹘人与唐王朝的关系恶化；842年唐封闭荆、扬、洪、越等州的摩尼寺；843年又将长安、洛阳、太原的摩尼寺产全部没收，摩尼或被处死，或被发配。尽管此后摩尼教在中原的传播并未完全停止，但已基本衰落，远逊于公元8世纪60年代至9世纪40年代。这说明唐代摩尼教的在华传播并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只是得益并依靠于回纥与唐王朝的密切关系，并随这一关系的变化而盛衰。
三、唐代回纥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及唐代丝绸的外传
唐代回纥与中原间的“互市贸易”主要有绢马互市和茶马互市两种形式。绢马贸易是唐与回纥间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始于安史之乱后。这一贸易形式的实施，一方面是由于唐中期以后马政措施败坏，客观上需要购买漠北马匹用于备边和作战。另一方面则是为回报回纥助唐平叛。基于此，唐代宗实行了有利于双方的绢马贸易，规定唐朝购买回纥马，每年最高额为10万匹，每匹马换绢40匹[5]。到唐朝后期，唐战马需求量减少，而回纥马却越来越多，致使“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出于军事、边防的考虑，唐政府又不得不维持这种贸易关系，以通过“羁縻”求得北部边疆的安全。绢马贸易是回纥获得巨量丝绢的主要途径。
从绢马贸易、贡使贸易和和亲中获得的数量巨大的丝绢，回纥人并不能完全在汗国内消费。剩余的数量较多的丝绢，被回纥人和粟特人贩运到中亚和西亚等地，成为从陆上运到中、西亚等地的丝绸的主要来源。回纥人成为葱岭东丝绢贸易的最大中介者。从唐中期开始，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被海上丝绸之路取代。这一方面是由于海上丝路具有日渐突出的优点：我国东南沿海有漫长的海岸线和许多不冻良港；海路能到达许多国家，通行自由，不易受别国限制；丝、瓷、茶等外销产品的生产基地主要在沿海地区；海路运量大，成本低，安全可靠。另一方面，陆上丝路自身存在难以克服的致命弱点：首先，陆上丝路需直接通过一些国家和地区，若其中任一国家和地区发生变乱，都会影响丝路全道的畅通。其次，陆上丝路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需穿越高山和沙漠地区，路途久远。驼队运输量有限，成本高。第三，东南沿海等丝、瓷、茶外销基地远离陆上丝路[6](19)。此外，从8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由于河西走廊和安西四镇大部被吐蕃占领，而藩镇割据又使唐政府的实际控制力相当小，无力顾及河西和西域地区。因此，这一时期传统陆上丝路基本断绝，通过河西等地输出的丝绸相当少。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回纥与唐的特殊关系和绢马贸易的需要，在8世纪中叶至9纪中叶间，通过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弓月城(新疆伊宁市东北)、庭州(新疆吉木萨)、回纥汗国境内，传统陆上丝路东段仍能在中亚与中原地区间实现勾通。正是通过这一被称之为回鹘道的通道，从唐到回纥汗国，再从回纥汗国到中亚等地的丝绸输出得以顺利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唐与回纥间的绢马贸易具有世界意义，它挽救了唐中期后日渐衰落的陆上丝绸之路。
至唐晚期，中原地区与回鹘的互市贸易逐渐由绢马贸易向茶马贸易过渡，回鹘“大驱名马，市茶而归”。由绢马贸易所凸显出来的世界性贸易也就转变为一种地区性贸易。
参考文献：
[1]新唐书·回鹘传上[M].
[2]隋书·北狄传·铁勒[M].
[3]秦卫星.关于漠北回鹘汗国早期历史中的两个问题[J].新疆大学学报，1988(3).
[4]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新唐书·食货志[M].
[6]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资料来源：《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总第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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