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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钱境外流通浅薄研究之一--谈宋钱在辽朝的流通(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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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从中网罗有价值的辽金史资料，而且在更高的层次上，似可选择若干互相贯通的课题，进行综合的深入的比较研究。”他极力主张辽金史研究者应兼治宋史，以改变就《辽史》论辽史、就《金史》论金史的状况。“治辽金史者若不以广泛查阅宋史资料为满足，而能同时展开若干宋史课题的研究，变有可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而有助于在辽金史研究方面取得新的进展或突破。”（2）在王先生的“提醒”下，本人也买了一些宋史的书籍，进行了一些浅薄的微不足道的研究，本人在研究辽史时，发现了一个现象，辽朝虽然有自己的钱币，但是主要的钱币却是使用宋朝的钱币，不仅辽朝，西夏 金朝也有类似的现象。本人决定进行浅薄的研究。本人对于辽史史料的掌握还是有一些信心，于是决心先写辽朝的文章，加上一些宋史的资料，以及一些小考证，得出一个小结论。谢谢大家。要谈宋钱在辽朝的流通，首先要涉及辽朝自己的货币状况，我们先从这个谈起。
一辽朝货币的发展
契丹族发源于鲜卑宇文部，备受欺凌。但是也因此同周边许多民族发生了关系，与中原的关系也日益密切。早在北魏时，契丹就与中原王朝进行简单的“交市”“贡献”以物易物等交易，获得中原的产皮，一些契丹人被安置在大凌河畔，初步接触了农业。（3）到了唐朝，交易范围更广，数目更大，比如唐玄宗开元八年正月已巳“契丹遣蕃中郎将张少免等三百五十四人来朝，并授游击将军 果毅都尉，赐绯袍 银带 物各二千段。”（4）如果数字确实，赐予的绸缎多达70万段，数目惊人。契丹在唐朝开元时经历了从大贺氏部落联盟到遥辇氏部落联盟的巨变，遥辇氏初步建立了国家机构，遥辇氏后期，迭剌部的耶律氏崛起，后来取代遥辇氏建立了辽帝国。关于契丹人最早铸造货币的史料，见于《辽史》，上面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父亲撒剌的“鼓铸之法，先代撒剌的为夷离，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5），关于这条史料的可信度如何，人们是各执一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6），本人现在决定在吸收批判刘 田等先生的论文基础上，进行我自己的论证。
首先从契丹上层人物尤其是迭剌部耶律家族成员对中原的了解来看，一般来说，这些人的意识是超出当时契丹迭剌部本部人之上的，这可以从他们自七世祖涅礼起，就不断进行学习中原农业的记载，《辽史》说“涅里究心农工之事”（7）“涅里教耕织”（8），这并非虚言，唐朝官方文书里有唐玄宗致涅礼的书信，其中谈到契丹人“背叛于我（唐朝），终日自防，丁壮不得耕耘，牛马不得生养。及依附突厥，而课税又多，部落吁嗟”（9），这里出现了因契丹和唐朝交恶“丁壮不得耕耘”，说明涅礼发展的农业还是规模可观的，至少对四夷少见多怪的唐朝人已经注意了。然后就是接下来几代注重农业的记载，阿保机祖父匀德实为迭剌部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10），叔父述澜“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11），到了阿保机时代，他竟然在为汉人安置的汉城“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12），对于《辽史》的这些记载，一些学者表示怀疑，但是是靠不住的。（13）。在学习中原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契丹也学习了汉族的精神文明，辽朝创业的第二代人物，汉文化水平已经是很吃惊，比如义宗耶律倍“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概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14），太宗耶律德光自夸“中国事，我皆知之。”（15），说明他们对中原文化有一定的理解，起码是表面的文化现象，比如铸币。而这些又不是一朝能完成，毕竟要有数代的积累。更何况近来学者论证在契丹建国前，契丹文化与回鹘文化发生了碰撞和融合。（16），回鹘人长于商业，应该给契丹人带来货币的知识。
再从-上说，契丹周边的国家和强大民族无一不在衰落之中，唐朝早已经是昨日黄花，与契丹接壤的河北藩镇也不听唐廷号令。自成一套。渤海腐败衰落，回鹘汗国崩溃，新兴的黠戛斯汗国也没有能够填充漠北的力量真空，昙花一现。其他的奚 室韦 鞑靼等民族也不能对契丹构成威胁。而遥辇迭剌部却日益自大，遥辇氏部落联盟本身不能对它实行强有力的制约。从-形势上看，契丹周边没有能够制约契丹的势力，这种情况下铸币，不会引起周边的震动的。
总之，我个人认为，契丹在建国前铸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可以确认为史实。但是，铸造的数量不会很大。
辽朝在建国后，继续发展铸币事业，辽太宗时，“太宗置五冶太师，以总四方钱铁。”（17），太师是唐朝官名，在唐朝后期“节镇有带六曹尚书，有带三省长官，有带三公，三师，其属亦率带六品以下朝职。”（18），而契丹最早从河北藩镇了解和接受了这些官名“其後习闻河北藩镇受唐官名，於是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于部族。”（19），辽朝的南面官的太师是虚衔。而北面官是实职，因此这个官是属于北面官的，今《辽史》也将五冶太师列入北面官中。（20），接着“石敬瑭又献沿边所积钱，以备军实。”（21）
在辽景宗时，又铸造了新钱，庆历年间逃亡北宋的辽朝史官赵英（赵至忠）记录说“景宗朝，置铸钱院，年额五百贯，则契丹铸钱久矣。”（22），这是铸造新钱，但年额却只有小小的“五百贯”，使得大多数学者无法相信，这个以后加以讨论。我们可以拿宋朝钱监做比较，北宋的饶州永平监年产钱61.5万贯。（23），韶州永通监在北宋大观年间也曾达到岁额83万贯（24），以至于北宋的一个小钱监，岁额也在十万贯左右。辽朝增铸新钱后尚且如此，之前铸造也就可知。即使增铸新钱也感到不足，如辽圣宗统和十四年夏四月“己亥，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钱。”（25），需要挖掘前人的藏钱来解决现实问题，可见辽朝铸钱数额之少。今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1961年北京南郊发掘的赵德钧墓中，有七万多枚铜钱，绝大多数为唐钱，竟无一枚辽钱，墓下葬年代是应历八年，为公元958年，辽穆宗年间，侧面证实了景宗之前铸钱数目极少。（26）
关于辽朝铸造的钱币通货种类，辽史只记载了道宗的四个年号钱。南宋人洪遵的《泉志》以及其他一些钱币著作也收集了一些辽钱，有：（27）
通行泉货 天赞通宝 天显通宝 应历重宝 应历通宝 乾亨元宝 保宁通宝 统和元宝 统和通宝
开泰元宝 太平元宝 太平兴宝 太平通宝 重熙通宝 清宁通宝 咸雍通宝 大康通宝 大安元宝
寿昌元宝 乾统元宝 天庆元宝 天庆通宝
今人考古又发现了“会同通宝”“天禄通宝”“应历元宝”“清宁元宝”等通货以及其他国号 年号钱，纪年钱，瘗钱，压胜钱，生肖钱，巡贴钱，契丹文钱等钱币。（28）
宋人记载在陕西变成铁钱区后“契丹亦铸铁钱，易并边铜钱。”（29），今发现实物较少，不取。
（1）《经史说略 二十五史说略》李锡厚《辽史说略》页416--418
（2）王曾瑜《金朝军制 自序》
（3）《魏书》卷一百《契丹传》
（4）[宋]王钦若编《册府元龟》卷九七五《外臣部 褒异二》
（5）《辽史》卷六零《食货志下》
（6）以著名契丹文字专家，辽史学者刘凤翥的论文《辽钱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见《辽金史论集》第五辑）为代表，批判契丹建国前铸币说，认为契丹在建国前没有取中原王朝而代之的打算，因而不敢轻易铸造钱币，只有等到建国后，才有可能把铸钱提上议事日程。而内蒙古学者田广林 周锦章著《契丹货币经济史》第89--95页则针对刘凤翥先生的论点，一一针锋相对。并从- 经济和文物进行了契丹建国前铸币为可能的论证。
（7）《辽史》卷四六《百官志二》
（8）《辽史》卷四八《百官志四》
（9）[唐]张九龄《曲江集》卷九《敕契丹都督涅礼书》
（10）《辽史》卷五九《食货志上》
（11）《辽史》卷二《太祖纪下》
（12）《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第一》
（13）如李锡厚先生认为这些说法是辽朝在与宋朝全面抗衡下，“仿照黄帝以及神农氏等的传说编造出一段契丹人独立创造文明的神话。”“如果我们据此断言契丹人当时就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诸领域如何如何，显然是靠不住的。”《临潢集》页240-241，李先生认为这些事物并非契丹人独立创造，是从汉族人中流入契丹的说法，是可取的。但是显然把历史看得简单了一些，但是像农业 手工业不光汉族有，周边的渤海 新罗 乃至室韦 回鹘等国家和民族都有，何以谓只能像汉族学习呢？就算是只能从汉族学习，唐史和五代史也缺乏安史之乱后汉人同契丹人交往的事情，对契丹了解非常贫乏，李先生也是认可大贺取代遥辇的事实的，但是唐史和五代史都认为阿保机崛起后，大贺氏才灭亡，显然连此重大事件都不了了之。从此二点可见李先生观点之偏颇。韩茂莉先生认为这些是可信的，并从契丹和周边的来往来论证。见《辽金农业地理》页13---16
（14）《辽史》卷七二《义宗倍传》
（15）《资治通鉴》卷二八六
（16）王小甫《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四期
（17）《辽史》卷六零《食货志下》
（18）《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胡三省注
（19）《辽史》卷四七《百官志三》
（20）《辽史》卷四六《百官志二》将其列入“北面坊场局冶牧厩等官”中
（21）《辽史》卷六零《食货志下》
（22）[宋]洪遵《泉志》引赵至忠《虏廷杂记》
（23）[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引毕仲衍《中书备对》
（24）[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诸路铸钱增损兴废本末》
（25）《辽史》卷一三《圣宗纪四》
（26）《考古》1962年第五期《北京南郊赵德钧墓》
（27）主要参考舒焚《辽史稿》第6章第2节，第7章第一节
（28）见《契丹货币经济史》页96---151
（29）《宋史》卷一八零《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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