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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谈科技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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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能够获得“真实的历史”，那就将因理论上的陈旧落伍而失去在大学教书的资格。这或许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不过在比较深入的思考之下，“真实的历史”确实已经成为一个难圆之梦。现在的问题是∶若明知为难圆之梦，我们要不要就此抛弃这一梦想？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还是保留这一梦想为好——人类毕竟不能没有梦想。
上面这些问题，以往国内科学史界通常是不考虑的，历史学界也很少考虑。许多论文（包括我自己先前的在内）都想当然地相信自己正在给出“真实的历史”。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的也一直大有人在，例如思想一向非常活跃的李志超教授最近发表的论述中，有如下的话∶[1]
科学史学不无主观性，这已是事实了，……科学史作为一门科学，必须力争其成为“信史”，这是“真”的评价。作到这点也是个过程，不是苛求立成的。大家公认这是努力的目标，也就行了。
史而无情，不知其可也！歌颂也好，批判也好，不可无理，更不可无情。……一般史学处理的史事，有善有恶，有成有败，有歌颂也有鞭笞。而科学史处理的史事则主要是善而有成的，因而是歌颂性的。中国科学史至少对中国人是要为后代垂风立范，作为一种道德教材流行于世。……仅仅搜罗发掘史料也不是科学史的最终目标，史料要用之于教。对于文学性的虚拟不必绝对排斥，只要保护史料不受破坏。
这里“真实的历史”也已被推到似乎是可望不可及的远处，而套用古人成语的“史而无情，不知其可也”，确实可以成为一句极精彩的名言——当然这也要看从什么角度去理解。然而要将科学史做成“道德教材”，我想如今必定已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敢苟同了——除非此话别有深意？在这个问题上，重温顾颉刚将近七十年前的论述是有益的，顾颉刚说∶
一件事实的美丑善恶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的职务不过说明这一件事实而已。但是-家要发扬民族精神，教育家要改良风俗，都可以从我们这里取材料去，由他们别择了应用。[2]
“必须力争其成为信史”与“说明这一件事实”本是相通的，况且科学史所处理的史事也远不都是善而有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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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不免使人回忆起十年前的往事。1986年在山东烟台召开的一次科学史理论研讨会上，我斗胆发表了题为《爱国主义教育不应成为科技史研究的目的》的大会报告，大意是说，如果“主题先行”，以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预先设定的目标，就会妨碍科学史研究之求真——我那时还是“真实的历史”的朴素信仰者。[3] 报告在会上引起了剧烈争论，致使会议主持人不得不多次吁情与会者不要因为这场争论而妨碍其它议题的讨论。对于我的论点，会上明显分成了两派∶反对或持保留态度的，多半是较为年长的科学史研究者；而青年学者们则热情支持我的论点并勇敢为之辩护。如果说我的上述观点当时还显得非常激进的话，那么在十年后的今天，这样的观点对于许多学者来说早已是非常容易接受的了。其实这种观点在本质上与上引顾颉刚七十年前的说法并无不同。
搞科学史研究，越是考思基本的理论问题，“烦恼”也就越多。本来，如果坚信“真实的历史”是可望可及的境界，那就很容易做到理直气壮；或者，一开始就以进行某种道德教育为目的，那虽然不能提供真实的历史，却也完全可以问心无愧（如果再考虑到“真实的历史”本来就是可望不可及的，那就将更加问心无愧）。
然而要是你既不信“真实的历史”为可及，又不愿将进行道德教育预设为自己研究的目的，那科学史到底如何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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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倒也不必过于烦恼，出路还是有的，而且不止一条。
科学史研究，与其它学术活动一样，是一种智力活动，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按照学术规则运作，这就是科学史研究应有的“搞法”，同时也就使科学史研究具有了意义（什么意义，可以因人而异，见仁见智）。而所谓“搞法”——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出路”，比较有成效的至少已有三种∶
第一种是实证主义的编年史方法。这种方法在古代史学中早已被使用，也是现代形态的科学史研究中仍在大量使用的方法，在目前国内科学史界则仍是最主要的方法。在中国，这种方法与当年乾嘉诸老的考据之法有一脉相承之处。编年史的方法主要是以年代为线索，对史事进行梳理考证，力图勾画出历史的准确面貌。前面提到的两部同名的《中国天文学史》，就是使用编年史方法的结晶。此法的优点，首先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它。其弊则在于有时难免流于琐碎，或是将研究变成“成就年表”的编制而缺乏深刻的思想。
第二种是思想史学派的概念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在科学史研究中的使用，大体到二十世纪初才出现。这种方法主张研究原始文献——主要不是为了发现其中有多少成就，而是为了研究这些文献的作者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重视的是思想概念的发展和演化。体现这种方法的科学史著作，较著名的有1939年柯瓦雷（A.Koyre）的《伽利略研究》和1949年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的《近代科学的起源》等。巴特菲尔德反对将科学史研究变成编制“成就年表”的工作，认为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这部科学史的整个结构就是无生命的，它的整个形式也就受到了歪曲。事实已经证明，了解早期科学家们遭受的失败和他们提出的错误的假说，考察在特定时期中看来是不可逾越的特殊的知识障碍，甚至研究虽已陷入盲谷，但总的来说对科学进步仍有影响的那些科学发展的过程，几乎是更为有益的。[4]
思想史学派的概念分析方法以及在这种方法指导下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在国内科学史界影响很小。至于国内近年亦有标举为“科学思想史”的著作，则属于另外一种路数——国内似乎通常将“科学思想史”理解为科学史下面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一种指导科学史研究的方法。
与上述两种方法并列的，是二十世纪出现的第三种方法，即社会学的方法。1931年，前苏联科学史家在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论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特有的科学史研究方法的出现。这种方法此后得到一些左翼科学史家的追随，1939年贝尔纳（J.D.Bernal）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而几乎与此同时，默顿（R.K.Merton）的名著《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也问世了（1938年），成为科学社会学方面开创性的著作，这是以社会学方法研究科学史的更重要的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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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种方法，从本质上说未必有优劣高下之分，在使用时也很难截然分开。然而思想史和社会学的方法，作为后起的科学史研究方法，确实有将科学史研究从古老的编年史方法进一步引向深入之功。至于这两种方法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吴国盛有很好的认识∶
思想史和社会史方法作为对科学发展的两种解释，有它们各自独到的地方，但也都有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虽已被广泛而且深入地讨论过，但是一种新的对内史和外史的更高层次的综合尚未出现，也许，以新的综合取代它们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也许在理解科学的发展方面，它们都享有基础地位，唯有两者的互补才能构成一部完整的科学史。[5]
这里我们不免又要回到内史外史的问题上来。其实传统的编年史方法正是以前作纯内史研究的不二法门，国内以往大量的科学史论著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真正的深湛之作，却也不能不适度引入思想史方法），而成功的外史研究则无论如何不能不借助于社会学的方法。
从内史到外史，并非研究对象的简单扩展，而是思路和视角的重大转换。就纯粹的内史而言，是将科学史看成科学自身的历史（至少就国内以往的情况看来基本是如此）；而外史研究要求将科学史看成整个人类文明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思路的拓展和视角的转换，同一个对象被置于不同的背景之中，它所呈现出来的情状和意义也就大不相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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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的专业天文学史研究可以标举出两大特点∶其一为充分运用现代天文学原理及方法，从而保证研究工作具有现代的科学形态；其二则是远绍乾嘉考据之余绪，并以整理国故、阐扬传统成就为己任，并希望以此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这两大特点决定了研究工作的选题和风格——基本上只选择内史课题，以考证、验算及阐释古代中国天文学成就为指归。
经过数十年的积累，中国天文学史研究在内史方面渐臻宏大完备之境。这些研究成果中有许多是功力深厚之作，直至今日仍堪为后学楷模。代表人物有席泽宗、薄树人、陈美东、陈久金等。能够比较集中反映这方面主要成果的，有前面提到的两部同名《中国天文学史》、潘鼐的《中国恒星观测史》、陈久金的论文集《陈久金集》和陈美东的《古历新探》。其中值得特别提到的是1955年席泽宗的《古新星新表》及其续作，全面整理了中国古代对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的记载并证认其确切的天区位置，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际上天体物理学发展的新高潮提供了不可替代的长期历史资料，成为中国天文学工作在国际上知名度最大的成果（参见本书第十三章第3节）。此举也为中国天文学史研究创生了新的分支——即整理考证古代天象记录以供现代天文学课题研究之用。[6] 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成果之宏富，使它雄踞于中国科学史研究中的领衔地位数十年，至今犹如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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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天文学史内史研究的日益完备深入，无可讳言，在这一方向上取得激动人心的重大成果之可能性已经明显下降。因为前贤已将基本格局和主要框架构建完毕，留给后人的，大部分只是添砖加瓦型的课题了。至于再想取得类似《古新星新表》那样轰动的成果，更可以说是已经绝无可能！而且，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许多问题如果仍然拘泥于纯内史研究的格局中，也已经无法获得解决。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些国内外因素适逢其会，使中国天文学史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一方面，“文革”结束后国内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研究生进入科学史领域。他们接受专业训练期间的时代风云，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中间某些人的专业兴趣不无影响——他们往往不喜欢远绍乾嘉余绪的风格（这当然绝不能说明这种风格的优劣），又不满足于仅做一些添砖加瓦型的课题，因而创新之心甚切。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使国内科学史界从封闭状态中走出来，了解到在国际上一种新的趋势已然兴起。这种趋势可简称之为科学史研究中的“外史倾向”，即转换视角，更多地注意科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影响。举例来说，1990年在英国剑桥召开的第六届国际中国科学史学术讨论会上，安排了三组大会报告，而其中第一、第二组的主题分别是“古代中国天文数学与社会及-之关系”和“古代中国医学的社会组织”，这无疑是“外史倾向”得到强调和倡导的表现。
以上因素的交会触发了新的动向。1991年拙著《天学真原》问世之后，受到国内和海外、同辈和前辈同行的普遍好评，这一点实在颇出我意料之外——我曾认为书中不少较为“激进”的结论可能很难立即被认可，但结果表明这已属过虑。《天学真原》已于1992年、1995年、1997年三次重印，并于1995年在台湾出了繁体字版。在国内近年一系列“外史倾向”的科学史论著（包括硕士、博士论文）中，《天学真原》都被列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台湾师范大学的洪万生教授，曾在淡江大学的中国科技史课程中专开了“推介《天学真原》兼论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与展望”一讲，[7] 并称誉此书“开创了中国天文学史研究之新纪元”——这样的考语在我个人自然愧不敢当，不过《天学真原》被广泛接受这一事实，或许表明国内科学史研究“外史倾向”的新阶段真的已经开始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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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史倾向”的影响下，关于古代东西方天文学的交流与比较研究也日益引人注目。以往这方面的绝大部分研究成果来自西方和日本汉学家，中国学者偶有较重要的成果（比如郭沫若的《释支干》，考论上古中国天文学与巴比伦之关系），也多不出于专业天文学史研究者之手。这种情形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出现了一系列有关论文，论题包括明末耶稣会传教士在华传播的西方天文学及其溯源、古代巴比伦、印度、埃及天文学与中土之关系、古代伊斯兰天文学与中国天文学的关系等等。
天文学史研究之所以能够在古代文明交流史的研究中扮演特殊角色，是因为天文学在古代，几乎是唯一的精密科学。在古代文明交流中，虽有许多成分难以明确区分它们是自发产生还是外界输入，但是与天文学有关的内容（如星表、天文仪器、基本天文参数等等）则比较容易被辨认出来，这就有可能为扑朔迷离的古代文明交流提供某些明确线索。
天文学史研究还可以帮助历史学、考古学解决年代学问题。由于许多古代曾经发生过的天象，都可以用现代天文学方法准确回推出来。因此那些记载中有着当时足够多的天象细节的重大历史事件（比如武王伐纣）发生于何年、那些在其中保存了天象记录的古籍（比如《左传》）成书于何代，都有可能借助于天文学史研究来加以确定。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有9个天文学史专题，就是这方面最生动的例证。
在宗教史研究领域，天文学史也日益受到特殊的重视。在历史上，宗教的传播往往倚重天文星占之学，以此来打动人心并获取统治者的重视。远者如六朝隋唐时代佛教（尤其是密宗）之输入中土，稍近者如明清之际基督教之大举来华，都是明显的例子。近年有些国际宗教史会议特邀天文学史专家参加，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凡此种种，也都是促进外史研究的契机和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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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的高速发展，使得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昔日亚里士多德那样博学的天才大师，如今已成天方夜谭。这当然并非好事，只是人类为获得现代文明而被迫付出的代价罢了。有识之士很早就在为此担忧。还在二十世纪初，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康奈特（J.B.Conant）建议用“科学与学术”的提法来兼顾两者，就已经受到热烈欢迎。那时，“科学史之父”萨顿博士（George Sarton）正在大声疾呼，要在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之间建立一座桥梁，他选定的这座桥梁不是别的──当然正是科学史；他认为“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8]
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萨顿博士所呼唤的桥梁不仅没有建成通车，两岸的距离倒变得更加遥远。不过对于这个问题，西方学者毕竟能够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我们国内的情况相比）。斯诺（Charles Percy Snow ——当然不是那个去过延安的记者）1959年在剑桥大学的著名演讲《两种文化·再谈两种文化》，深刻讨论了当代社会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日益疏远的状况及其带来的困境，在当时能够激起国际性的热烈反响和讨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而在国内，如果说萨顿博士所呼唤的桥梁也已经建造了一小部分的话，那么这一小部分却完全被看作是自然科学那一岸上的附属建筑物，大多数旁的人几乎不理解，许多造桥人自己也没有萨顿博士沟通两岸的一片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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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外史研究的三重动因∶
科学史研究自身深入发展的需要，此其一也。
科学史研究者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的需要，此其二也。
将人类文明视为一个整体，着眼于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此其三也。
前两种动因产生与科学史研究者群体之内，第三种动因则可能吸引人文学者加入到科学史研究的队伍中来──事实上这种现象近年在国外已不时可见。
就天文学史这一研究领域而言，随着“外史倾向”的兴起，正日益融入文明史-文化史研究的大背景之中，构成科学-文化交会互动的历史观照。与先前的研究状况相比，如今视野更加广阔，色彩更加丰富，由此也就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简单说来，今天的天文学史研究者既需要接受正规的天文学专业训练，又必须具备至少不低于一般人文学者的文科素养。在自然科学和人文学术日益分离的今天，上述苛刻的条件已经极大地限制着天文学史研究队伍的补充，更何况又是在学术大受冷落的时代？
然而稍可庆幸者，是天文学史这样一个小分支学科并不需要多少研究者去从事，而满足上述苛刻条件同时又肯自甘清贫寂寞的“怪物”，以中国之大，大约总还是会出现几个的吧? 我想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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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志超∶《天人古义----中国科学史论纲》，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页9。
[2] 顾颉刚∶《谜史》序，见钱南扬∶《谜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页8。
[3] 这篇报告后来发表在《大自然探索》5卷4期，1986。
[4] 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张丽萍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页2-3。
[5] 吴国盛编∶《科学思想史指南》，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页11。
[6] 由于中国古代的天象记录在时间上长期持续，在门类上非常完备，而且数量极 大，因此吸引了不少中外研究者在这一分支上进行工作。不过有人已经指出，利用古代资料研究现代天文课题，严格地说并不是一种天文学史工作，而是现代天文学的研究工作。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这种区分视为概念游戏而不加以认真对待。
[7] 《科学史通讯》（台湾）第十一期，1992。
[8] 萨顿∶《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页51。
摘自晓原先生《天学外史》第一章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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