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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秦亡汉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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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百家语，官吏见知不举也要与之同罪。于是，六经典藉一时化为灰烬。更为残酷的是，为了钳制思想自由，秦始皇又找借口在咸阳坑杀了大批儒生。焚书坑儒不仅造成大量文化典籍的毁灭，限制了思想的自由发展，还导致秦朝世风日益恶化。秦朝统治者的这些举措，使其政权既丧失了传统文化的根基，又丧失了激活创造新文化、新制度的文化原动力。本世纪出土的大批秦简帛书，只见法律与占卜文书，已显示出秦王朝在新的思想文化构建上的苍白无力，这正是秦王朝短命的根本原因。
与秦朝截然相反，汉朝建立伊始，便注意用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来诠释传统文化，并把构建新思想新文化放在第一位。立足于社会现实，对当代历史进行深刻反思，成为汉朝君臣的自觉意识。陆贾在与刘邦探讨治国之道时指出，秦政之失在于不学《诗》、《书》、存仁义、道圣之道，他对刘邦“马上治天下”思想的否定成为新政权在新的-模式中重新建构新思想文化的开端，是汉朝重新启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原动力的重要标志。
应物变化、与时俱进是汉代思想文化建构上一个显著特点。伴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一系列新问题也在不断地出现，于是大规模的思想文化建设在汉武帝时代开始。儒术独尊的社会意识的形成是这个时期思想文化建设最显著的成果；董仲舒的议立五经与兴建学校更为之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而“三世异治”则用新的思想诠释了传统经典，为汉武帝兴建“太平世”提供了理论根据。于是三统三正的历史循环论、王道三纲和大一统论开始深入到汉代-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无不得益于这种思想文化的建构，同时它也为此后帝国的发展夯实了基础。
以德化民、以礼为治是传统思想文化中最具价值的内核。汉代统治者以此为圭臬，把以孝治天下作为坚定不移的国策，这是他们远远高明于秦王朝的地方。高祖二年，在县、乡设置三老以掌教化；惠帝四年，在全国推行孝悌力田复其身的政策；文帝专门为《孝经》设立博士；到汉章帝时，《孝经》已居于全部经学的核心地位。孝为百行之首，《孝经》规范了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行为。它规定皇帝必须“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诸侯要“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卿大夫“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士则要“忠顺不失，以事其上”；庶民要做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作为文化原动力，《孝经》对汉代社会新秩序的建立与巩固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孝来维护和调节尊尊亲亲的宗法等级关系，这是两汉社会延续四百年之久的真正秘密。
汉代统治者十分重视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探求施-国之道，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丰富的内涵和多元化，又为他们提供了极为广阔的游仞空间。正所谓“书不必起于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门，合之为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汉代从无为而治到王霸杂用再到以礼为治的治政历程，显示了国家兴衰与传统思想文化的密切关系。
当我们重新审视秦亡汉兴这一重大课题时，如果说秦王朝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上还卓有成效的话，那么在新的-模式中包容传统思想文化并赋之以新的诠释，构建一个适应新制度的全新的思想文化模式则完全是失败的，这也许才是秦亡汉兴之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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