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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傅斯年……中国现代史学人物一瞥
    刘梦溪

        现代史学家中包括“二陈”在内的一批大师巨子，所涉猎和所建树的史学实际上也可以视作文化史学。所谓文化史学，是指著者不仅试图复原历史的结构，而且苦心追寻我华夏民族文化传承的血脉，负一种文化托命的职责。

        史学在中国自有不间断的传统，由传统史学转变为现代史学，应是顺理成章之事。然而向传统史学置疑容易，提出史学的新概念、真正建立新史学，殊非易事。

        现代史学开创者：梁启超、胡适

        已故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在1941年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一文中，有如下的论述：“学术思想的转变，仍有待于凭借，亦即凭借于固有的文化遗产。当时，国内的文化仍未脱经学的羁绊，而国外输入的科学又仅限于物质文明；所以学术思想虽有心转变，转变的路线仍无法脱离二千年来经典中心的宗派。”（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5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事实确是如此。单是新史学与经今文学的关系有所厘清，已是困难重重。按周予同的说法，晚清治史诸家中，崔适、夏曾佑都是经今文学兼及史学。只有梁启超是逐渐摆脱了今文学的羁绊，走上了新史学的道路。

        就此点而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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