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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再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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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生产关系就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于是它就为生产力的发展所冲破，被另一种新生产关系所代替。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上层建筑也迟早发生变革，于是原来的社会形态发展为新的社会形态。其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又开始了新的矛盾运动，从而不断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这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都是这个规律起作用的结果。这个规律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革命阶级完成社会变革的革命活动只不过是这个规律起作用的表现，它是受这一规律支配的。
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生产资料中，生产工具是主要的，它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比如，一个人用牛拉犁耕地所构成的生产力之所以比同一个人用拖拉机耕地所构成的生产力水平低得多，就是因为二者的生产工具不同。因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实际上就是生产工具决定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从而决定整个社会形态。生产工具决定社会形态，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极其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然而若干年来，由于对“人”的强调和对“生产力论”的蛮横批判，人们不敢再提它了，现在是重新坚持这个原理的时侯了。马克思说：“劳动手段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程度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所在的社会关系的指示物。”(《资本论》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5页)马克思还曾用简明扼要而又生动形象的语言阐述这个观点，他说：“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气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页)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原理，已被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事实证明，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我们观察和分析一切历史现象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方法。
着眼于整个人类历史联系起来看，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形态确实存在着一种勿庸置疑的对应关系，每种社会形态都由一定水平的生产力决定着：以石器为标志的生产力决定着原始社会；以较祖糙的金属工具为标志的生产力决定着奴隶社会；以铁犁等工具为标志的生产力决定着封建社会；以机器为标志的生产力决定着资本主义社会，等等。人类社会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实质上就是社会生产力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新社会形态代替旧社会形态，实质上就是在旧社会形态中发展了的生产力对旧社会形态的一种突破。旧社会形态的灭亡和新社会形态的产生，都必须以在旧社会形态中发展了的生产力为物质条件；如果一种社会形态在自身的运动中没有孕育出新社会形态所赖以建立起来的物质基础，那么，旧社会形态就不会灭亡，而新社会形态也不会产生。正像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用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联系中国历史的实际，来分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便迎刀而解。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长期延续，就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自唐以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正是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胞胎里始终没有孕育出足以冲破封建生产关系而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赖以建立起来的生产力，所以才使得封建社会“决不灭亡”，而资本主义社会“决不出现”。
让我们看看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长期停滞的情况。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说有三次大的飞跃，—次在战国，一次在西汉，一次在唐代。唐代以后，生产力基本上停滞下来。战国时期生产力大发展的标志是铁器的广泛使用。据文献记载和出士文物证明，当时有铁制的耒、耜、锄、镰、斧、锛、凿、刀等工具。这些铁工具代替了过去的木、石和青铜器，大大提高了生产力的水平。西汉时期生产力的大发展以铁犁、耧车和牛耕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牛耕除普遍使用二牛三人的耦犁以外，还出现了二牛一人的犁耕法。耧车是播种的农具，使用耧车一天能播种一顷。唐代生产力的大发展以曲辕犁的出现为标志。曲辕犁是在改进旧犁的基础上制成的，比旧犁增添不少部件，共由十一个部件构成，其中主要部件是铁制的，有犁铧、犁壁等。曲辕犁的先进性主要表现在犁壁和犁评的安装上，犁壁的安装便于深耕，犁评的安装可以控制深浅。这种改进了的犁，既提高了耕地的质量，又提高了耕地的速度，还比较省力。以上三次生产力的大进步，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推动中国封建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
然而遗憾的是，唐代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基本上停滞了，除了纺织工具到元朝有一次较显著的进步外，其它主要生产工具几乎没有什么改进。以犁为例，甚至到今天，我国广大农村虽然不是全部但仍相当普遍地使用着的犁，除犁辕由原来的木制换成铁制外，其它部件与唐代的曲辕犁基本上没有什么两样，耕法还是二牛一人。单就这一点，就完全可以看清自唐以来中国生产力停滞的一斑。纺织工具虽经元初的黄道婆加以改进，但是，这些工具以后也一直停滞下来，甚至有的工具又倒退到原来的状态。如黄道婆在一锭一线手摇式纺车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三锭三线的脚踏式纺车，这种纺车既减轻了劳动强度，又几倍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曾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工具。然而，这种纺车竟没有流传下来，直到今天，农村的家庭妇女仍然用着一锭一线的手摇式纺车。
我们不必举更多的例子证明，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自唐以后长期停滞是有目共睹的。这个漫长历史阶段的生产力状况，基本上可用二牛一人的犁耕、二人一牛的耧车和一锭一线的手摇纺车来代表。在这种落后的生产力(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说)状况下，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着封建的生产关系，另方面，封建生产关系又有着允许这种生产力活动的余地。因此，这种生产力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冲破封建生产关系，而使自己转化为新社会形态的物质基础。这种生产力状况决定了社会分工简单，生产部门少，交换不发达。这就限制了以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的发展，而使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得以长期存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特点不是简单再生产而是扩大再生产，而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是剩余劳动的增加，而剩余劳动的增加又以生产工具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重要条件。因此，这种生产力就决定了社会再生产只能是封建的简单再生产，而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总之，这种落后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形态只能是“以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而不可能是“以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生产力的长期停滞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二、造成生产力长期停滞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需要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各方面的特点和外部条件两方面来分析。
封建时期的中国，大多数时候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国。这个大国幅员辽阔，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气候适宜；它的人口相对于土地面积来说是少的，它的生产力虽然基本上停滞了，但它已达到的水平却是在封建社会里所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它的经济是封建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并存的一种混合经济。这些特点决定了，在一般情况下，一方面，统治阶级的奢侈享乐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以及他们从事文化活动和为维护其统治所需要的费用，都比较容易获得；另一方面，小农在缴纳贡税以后，尚能维持其小康生活(“小康”和“困苦”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生活的两个方面。在一般情况下，“小康”是主要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有普遍困苦的情况发生。因此，用“路有冻死骨”来概括整个封建社会农民的处境是非常片面的。同一个杜甫也有“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具丰实。齐纨鲁缟车斑斑，男耕女桑不相失”的诗句)。这种情形使得统治者和广大农民都缺乏进一步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感和迫切感。这正如马克思所说，“过于宽大的自然，使人类依赖于自然，像儿童依赖于引绳一样。这种情形，使人类自身的发展，不成为一个自然的必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0页)这种情形，使人们逐渐养成满足于现状的保守性和对自然的过分依赖性。这种保守性和依赖性，充分表现在对科学技术的轻视和排斥上。
在中国古代史书和文人的文章中，科学技术被贬称为“方技”，是“小人能之”而“君子不齿”之事。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科学技术展现在中国面前，并对中国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然而，当时的顽固派仍然夜郎自大，视别国先进技术为“奇技-巧”。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也是如此。本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中国农民，宁愿用落后的旧犁而拒绝用较先进的七寸步犁；政府叫施化肥，农民不得已把化肥埋掉。当时在政府的大力提倡甚至强制推行科学技术的情况下，农民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尚且如此，古代农民更可想而知。现在人们常常指责封建统治者对科学技术不重视不提倡，可是，人们忽视了封建社会的农民对科学技术也并不热爱和追求，统治者的不重视不提倡和农民的不热爱不追求是一致的，保守是历史上的中国人的共性，只是指责统治者是不公平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而智慧的民族，历史上曾有过多种重大发明，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过很大的贡献。然而，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使自己对自己的发明却没有很好地利用和保护。中国发明了指南针，但它主要不是被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而是被阴阳先生用去看风水；中国发明了火药，但不是被用来作为一种生产的动力，而是被用以制造各种鞭炮、烟火等娱乐品；中国发现反冲运行原理，但它不是被用来构思制造飞船征服宇宙，而是被用来制造正月十五晚上放的“起火”；中国早在北宋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直到清末还相当普遍地用着雕版印刷。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失传了，黄道婆发明的三锭三线脚踏式纺车失传了，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发明创造失传了。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着中国封建社会对科学技术的轻视。总之，中国自身过于宽大的自然条件和已取得的较高的生产力造成了自己的保守性和对自然的依赖性，这种保守性和依赖性又决定了对科学技术的轻视和排斥，从而造成了生产力的长期停滞。一个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使该地区成为较早的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同样的原因又使这种文明的发展较早地停滞下来。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造成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长期停滞的再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长期处于与外界隔绝状态。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也是每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要条件。国家之间、民族之间，通过交往可以互相启发、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从而互相促进；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只有在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联系中，才能开扩自己的眼界，增强自己的活力，加速自己的发展。欧洲各国之间的密切联系和频繁交往，以及欧洲和美洲的联系，是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美洲资本主义提前发展的重要原因。一个与外界隔绝了的国家或民族，其发展是必然缓慢甚至停滞的。今天，凡是仍处在原始状态的民族或部落，都没有例外地是长期处于与外界隔绝状态的民族或部落，这就是一个铁的证明。大家都承认，今天世界是一个文明的世界，我们都是文明人，可是，假如每个人都失去和其他任何人的联系，那就意味着每个人都立即变成钻木取火、茹毛饮血的原始人。因此，就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就是人类之间的普遍联系。马非马不走，人非人不行，国非国不进，这可说是规律。
可是，历史上的中国却长期处于与外界隔绝状态，唐以后直到鸦片战争，中国始终没有与另一些其文明程度与中国旗鼓相当的国家联系起来。在历史上的中国周围，都是一些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无法和中国的文明程度相比，中国视他们为未开化的野蛮人，称他们为“四夷”。中国的这种与世隔绝状态，造成了中国的盲目自大、闭关自守和关于“世界”的独特概念。在中国看来，世界就是居于世界中心的文明的“天朝中国”加上其周围的野蛮落后的“四夷”。中国对世界的无知在鸦片战争中充分暴露出来，当英国的大炮打进中国的大门时，连中国的最高当局竟也不知侵略者为何物，来自何处，在中国何方，距中国多远，仍然沿用中国传统的对异帮人的称呼，呼之曰“英夷”。中国历史上的这种与世隔绝状态，使中国缺少自身发展所必要的外部条件，这种外部条件，一方面是与另一些文明程度相当的国家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条件，另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必须发奋图强的外部强制条件(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周围没有足以对中国的生存构成威胁的文明国家，这就使得中国不必对自己的生存担心，从而也就失去了为图生存而必须自强的动力)，结果造成了科学技术的落后和生产力的停滞。
三、在近几年关于中国封建让会长期延续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同志运用新的方法，提出了新的观点，这应该说是很好的观象。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些方法和观点本身都是完全正确的。下面对几种观点加以简要分析。
(一)封建生产方式坚固论(其实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坚固论)。这种观点认为，“造成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及其坚固性，是起着关键作用的最基本的内在因素”(见《光明日报》1982年10月20日)。这种观点试图从封建生产方式本身，探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指导思想是对的。但是，在论证的过程中，它不是从生产方式所包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中来说明封建生产方式的坚固性，而是从“土地自由买卖”和“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封建地主所有制的特点来论证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坚固性。“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之一， “生产关系”又是“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之一。显然，“土地所有制”和“生产方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论证提的是“生产方式”坚固，论的是“土地所有制”坚固。因此，这个论证没有保持前后概念的一致性，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把道理说清楚。
(二)小农经济基础不变论。这种观点认为，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于小农经济长期不变，所以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而小农经济长期不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又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封建上层建筑保护论，认为历代统冶者采取各种政策保护小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见《学术月刊》1982年第3期)。另一种是农民战争保护论，认为农民战争保护了小农经济这个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所以封建社会也就长期延续下来了(见《学术月刊》1981年第10期)。
我们认为，小农经济基础论本身既有片面性也有合理性。其片面性在于，它把小农经济看成是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主要部分。实际上，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相混合的一种经济，从封建社会晚期的国家税收的角度看，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只有量上的差别，并无质的区别，而量上的差别，随土地集中程度的不同而异。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地说谁为主谁为次，只能联系时间具体分析。其合理性在于，它作为与地主经济基础论相对立的一种观点提出来，这本身就否定了地主经济基础论的另一种片面性。两种各执一端的对立的观点，通过斗争会产生一种符合实际的新观点，这便是中国封建社会混合经济基础论。这不是人为地机械地撮合，而是对事实的概括。
由小农经济基础不变论派生出来的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封建上层建筑保护论和农民战争保护论，也都有各自的片面的合理性。封建统治者保护小农和农民战争保护封建制度，这都是事实，然而，以往是讳言这种事实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保护了小农经济，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存在而用战争保护了封建统治者的经济基础，这又是历史的辩证法。这个辩证法体现了封建统治者和农民阶级的统一性，正像农民的反抗和封建统治者的镇压体现了二者的对立性一样。
然而，这个观点并没有真正解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这个观点不能回答如下两个问题，其一，资本主义最初是在封建社会末期小生产者两级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农民是小生产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一直充当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而没有分化产生出资本主义？其二，在各国实现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中，农民阶级虽不是领导阶级，但都概莫例外地是主力军。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始终只能充当更换封建政权的工具，保护封建制度，而不能充当实现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主力军呢?以上两个问题的答案是一个，都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胎胞里始终没有孕育出足以冲破封建制度而使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建立其上的生产力。因为没有更高的生产力，所以小农经济的分化只能反复产生新地主和新雇农；因为没有更高的生产力，所以也就没有新的生产关系，也就没有实现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领导阶级，从而也就使得农民阶级不能起到实现社会革命的主力军的作用。由此可见，撇开生产力，而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仅仅归结为由于封建上层建筑或农民战争的保护而使小农经济长期不变，从而使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观点，只是看到了现象，而并没有揭示出问题的本质。
(三)超稳定系统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由-结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高度统一集中所形成的超稳定系统；这种系统之所以是超稳定的，是因为它本身具有消除对原有状态偏离的调节机制；这种机制有两套，一套是封建国家的调节机制，一套是农民战争的调节机制；这两套机制交替发生作用，通过周期性振荡使社会回到原有的稳定状态。
这种观点是运用新方法提出的新观点。它把中国封建社会看作是由各个系统构成的有机的整体，而这个有机的整体运用自身的调节机制，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自我调节，以维持自身的稳定存在。显然，它比其他观点较为新颖而富有启发性，它具有不可忽视的方法论上的意义。
可是，这种观点同样没有解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首先，它没有揭示出，这个系统之所以能够通过自身的调节而获得存在的稳定性，根本原因还在于它处于封闭状态，即它的与世隔绝状态。马克思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被……打破的时侯，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像小心保存在密闭棺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因此，撇开中国的与世隔绝状态而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是论不透彻的。其次，世界上一切有机的事物都具有自我保护的本能和趋势，都具有自我调节的机制和方式，这可说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一种社会形态的自我调节和自我保护，只不过是这种规律的一种表现，中国的封建社会如此，其他国家的封建社会也是如此。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一切事物还都要死亡，各国的封建社会还都要灭亡呢？原因就是，一切事物中除包含着矛盾的肯定方面，还包含着矛盾的否定方面，封建社会也是如此。矛盾的肯定方面，是指维持事物的存在，保持事物的性质和现状的方面；矛盾的否定方面是指促使现存事物灭亡和向它事物转化的方面。封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保持着封建社会的性质，所以是封建社会的肯定方面，而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封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所以是封建社会的否定方面。探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主要应从它的否定方面着眼，因为旧事物发展为新事物，就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而超稳定系统论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坚固论、小农经济基础不变论一样，都是单从它的肯定方面着眼的，因而陷入同一种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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