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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腾古代神话还是现代神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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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要和妈妈结婚”
文明的建立割裂了我们与史前的联系，史前的人和历史时代的人仿佛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隔开两个世界的并不是空间，而是时间。因为是时间隔断了历史，所以在历史和史前的两个世界中还存在着一条隐藏着的线。这条线让我想起过去为病人把脉的老中医，人类学家有时也正如这老中医一样，通过一条时间的线来认知遥远的过去。
作为时间的历史会淹没史实，然而，作为历史的时间有时候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会耐人寻味地停滞下来，这样，一些相当于石器时代发展阶段的原始部落竟然同文明社会的人共存于同一个星球之上，这也许是造物主的神奇所为，或者说这正是造物主的幽默所在，他让我们仅仅转一下头看看身边便能测知我们远去的岁月。美洲以及澳洲的土著文化简直就是一部活着的史前史，它让我们感觉到史前其实并不遥远，而真正遥远的不过是我们的感觉。人类学家终于可以不再孤独地沿着那条时间的线逆流而上，而有了原始的土著文化作伴儿，当然更是作向导。跟着向导走比跟着感觉走一般来说心里会更踏实，更不会出错，问题是：我们这样已经被文明宠幸了几千年的现代人能否真正跟上向导的脚步。
“图腾”一词来源于北美印第安人阿尔衮琴部落奥吉布瓦方言的音译，在英文中它被固定为“Totem”,最初也有人把它写成“Totam”或“Dodaim”。第一个把“Totem”一词介绍给西方学术界的人是英国人约翰·郎格（John Lang）。作为东印度公司的译员和商人，他在北美生活了多年，并迷上了印第安土著的风俗习惯。在1791年出版的《印第安旅行记》(Voyages and Travels of an Indian Interpreter and Trader )中，他首次提出了“图腾”的概念。让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没有多少人记住了他的旅行经历，但他随笔提到的图腾文化却引起了整个西方学术界的关注。大约半个多世纪以后，英国旅行家格雷（Grey）在1841年出版的《澳大利亚西北部和西部控险记》(Journals of two Expeditions Northwest and Western Australia)也发现，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中也存在着图腾文化现象。就这样，“图腾”作为一个学术术语逐渐为学术界使用。
首先把图腾文化提高到一个重要学术高度的人是英国的苏格兰人麦克伦南（John Ferguson McLennan，1827-1881），他是研究掠夺婚姻的专家，外婚制的发现者。他也是一位进化论学派的并行进化论者（Parallelist），虽然与瑞士的巴霍芬没有什么接触，但观点却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主张人类社会先是经历了原始的杂交、母权或外婚制，然后才发展至父权社会。他认为，外婚制即同一部落之内禁止结婚的制度乃是由掠夺婚姻直接产生的后果，掠夺婚姻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溺死女婴而导致妇女稀少，女人不够用了，一个部族就去打另一个部族的女人的主意。部族或集团的独立性正是靠图腾制得以实现，就是说，拥有同一个部落图腾的男女之间是不能结婚的。但是，在他看来，这并不意味着远古的人已经懂得了优生优育，并用图腾以及与之有关的禁忌作为优生体制的保证。外婚制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社会的原因，而不是由于生物学上的原因。在《论动物和植物崇拜》和《图腾与图腾文化》两文中，他进一步断定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文化现象都属于图腾文化，并认为古代的动植物崇拜都是由于图腾制的影响而产生的。他首次使用了“图腾主义”（Totemism）一词，由于他的研究，图腾文化热在西方兴起。
紧随其后的是人类学名著《金枝》的作者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爵士（Sir James George Frazer），图腾文化在他那里成了一门系统的学说，他因此被誉为图腾文化的奠基人。他发表的四卷本巨著《图腾主义与外婚制》是他除了《金枝》以外的另一部伟大的人类学著作。他虽然承袭了麦克伦南的外婚制理论，但却认为外婚制是原始人中的聪明人为防止近亲结婚而发明的，就是说，同一个部落或氏族图腾的男女之间是不能结婚的。他的这套理论有一个致命的漏洞，那就是，传承制度若以母系计算，弟兄姐妹由于处于同一图腾保护下的缘故便不能结合，但由于女儿和父亲属于不同的图腾，则可以结合；传承制度若以父系计算，则母亲与儿子又分属于不同的图腾，于是也可以结婚。如果聪明人单单是为了防止近亲性行为而制定的外婚制，从这一点上就说不通，这是后话。弗雷则还把图腾分成了三种类型，分别为氏族图腾、性图腾和个人图腾。顾名思义，氏族图腾就是整个氏族的图腾，性图腾就是氏族中的男性和女性分别拥有的图腾，个人图腾也就是某一个个体的动植物保护神。关于图腾的起源，他也尝试着提出自己的见解。通过对澳洲土著的图腾文化的分析 ，他认为图腾制乃是起源于一种原始的妊娠理论。由于对生育知识的无知，原始人把受孕同孕妇受孕时使之为之一惊的一闪即逝的物质联系起来，这种物象可以是一种动物，或是一种植物，也可以是一种自然现象。这种一闪即逝的物质就是图腾，就是说，让妇女受孕不是别的东西，正是图腾的神秘作用。这个说法让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个电影，片名叫《从奴隶到将军》。主人公罗霄所出生的彝族家乡有一个风俗，就是父亲在孩子出生之际目光定格在什么东西上就用这东西的名字来为孩子命名，罗霄的父亲在他出生时看见了萝筐，就是就给他起名叫小萝筐。参加北伐革命以后，他正式起名为肖罗，后来又改为罗霄。这个风俗同弗雷泽的说法颇有几分神似，只是把这样的风俗归纳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起源似乎让人感到有些牵强。
就这样，图腾从弗雷泽那儿开始正式成了一门学问，它不仅使西方民族学的研究日趋成熟，也成就了一大批文化人类学的学者。法国社会学创始人E·杜尔克姆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去诠释图腾文化，认为图腾其实是一种象征，是神的象征也是社会的象征。最原始的宗教是氏族宗教，而这种宗教的主要形式就是图腾信仰。英国功能学派的B·K·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qr Malinowski, 1884-1942）从原始宗教社会功能的角度对图腾做出了理论性的解释，图腾信仰之所以成为初民的信仰，恰恰是基于他们的功利性需要。图腾制度的主要表现是以巫术繁殖动物和植物，满足他们对这些东西在生活中的实际需要，由此形成了他们主要的社会组织制度。另一位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A·R·拉德克利夫—布郎（A·R·Radcliffe-Brown, 1881-1955）指出，图腾是人与生物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发展；图腾不仅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织起来，同时也把人与环境的关系组织起来；生物被选作社会群体的象征，乃是因为它们表现了社会的价值观。拉德克利夫—布朗还深入探讨了“禁忌”(Taboo)的作用，从而引出他对仪式价值的关注。美国历史学派的创史人F·博厄斯（F·Boas）专门研究了图腾的起源问题，认为图腾文化产生于不大的外婚群体，氏族图腾起源于家庭图腾。
无论是作为词语本身还是作为词语所代表的文化现象，图腾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语境中都会向它的感知者散发出一种迷人的神秘。神秘永远刺激想象力的生长，所以，对图腾涵义的研究仿佛就是一个灯谜竞猜活动。唯一与真正的灯谜活动不同的是，它没有谜底，或者说，谜底并不在我们任何活着的人的手里，包括那些土著的弟兄。土著的弟兄们只知道履行一种千年不变的从高祖传下来的传统和习惯，却从不向自己发问这是为什么。图腾的谜底已沉没在时间之水的深处。于是，不同的图腾研究学派产生了，它们把各自不同的理论制作成打捞器，捞出的东西也各不相同，以致于学术界关于图腾至今也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然而，大致的轮廓还是存在的，认真归纳一下，它大致有以下几种特征：
1、原始民族的社会集团，采取某种动植物为名称，又相信其为集团之祖先，或与之有血缘关系。
2、作为图腾祖先的动植物，集团中的成员都加以崇敬，不敢损害毁伤或生杀，犯者接受一定的处罚。
3、同一图腾集团的成员，可视为一完整的群体，他们以图腾为共同信仰。身体装饰、日常用具、住所墓地的装饰，也采取同一的样式，表现同一的图腾信仰。
4、男女达到规定的年龄，举行图腾入社式。同一图腾集团内的男女禁止结婚，绝对的外婚制（Exogamy）。
图腾的起源比图腾的涵义更容易让人产生不同的理解。弗雷泽的“妊娠论”认为图腾是由妊娠母亲臆造出来的，是由于妇女对怀孕原理的无知而发生的一种观念上的错觉而产生的。德国心理学家W·冯特（W·Wundt）、荷兰学者G·A·威尔金（G·A·Wilken）认为由于死者的灵魂进入某种动物体内，死者灵魂附体的动物因而成的神圣动物，即图腾。英国人类学术家泰勒先生亦从此说，这就是所说的“灵魂论”。民以食为天，既然有人提到了灵魂，就一定会有人提到与生存相关的物质，这就是B·斯宾塞（B·Spencer）提出的“经济论”，他认为通过巫术而达到繁殖动植物的仪式是图腾崇拜的主要仪式，目的是为了促进图腾种类的繁殖，从而解决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还有一个斯宾塞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t Spences）则把图腾发生的原因归结到“命名”上，据他推测，原始人存在着用动物名为人起绰号的风俗，后代因此错误地认为其祖先就是与绰号同名的动物，因而产生了图腾，所以说图腾信仰乃是一种被误解了的祖先崇拜。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总结了以上各种学说，将不同的图腾起源观点归纳为三类：
1、唯名论理论，也就是上文提到的赫伯特·斯宾塞的“命名”说。F·马克斯·缪勒（F· Max-Muler）在1987年出版的《献给神话学》中说：“一个图腾开始是一个部族的标记，而后是部族的名字。”泰勒的学生安德烈·朗格（Andrew Lang）认为，原始部族并不像我们那样把名字看得无足轻重，仅仅是一种习惯，而是把它看作有意义的而且关系到人的本质。原始人一旦取了同一种动物的名字，就必然会导致他们做出在他们和某种动物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而有意义的关系的假设。
2、社会学的理论。E·迪尔凯姆认为图腾是在多种部族中的社会性宗教的明显表现，图腾所体现的社会性，是部族成员崇拜的真正现象。弗雷泽认为图腾是使原始人各种需要达到最自然结合的一种纯实践性的组织。
3、心理学的理论。上文提到的弗雷泽的“妊娠说”及W·冯特、G·A·威尔金的灵魂说都基于一种心理学上的解释。在W·冯特看来，原始人把动物当成了灵魂的贮存器，这种灵魂本来是在人体内的，后来转到了动物身上。
而弗洛伊德遵从心理学上的解释，但却提出了独到的与众不同的解释方法，他坚持用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来解释图腾的起源。他以儿童小阿尔伯特（Arpad）的病例为依据，结论出图腾动物在所有原始部族中实际上都是父亲形象的替身，所以图腾体系可能就是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小阿尔伯特对邻居的妻子说过：“我要和你，你的姐妹，三个姐妹和做饭女佣人结婚，不，不是女佣人，我要和妈妈结婚。”这最后一句话，即“我要和妈妈结婚”为弗洛伊德的图腾起源于“俄狄浦斯情结”学说坠上了精彩的注角。弗洛伊德的这一学说意味着图腾的存在乃是由于原始人为了防止-而设立的禁忌符号。
关于禁忌，拉德克利头—布朗对此有着较为全面的论述。禁忌（taboo）一词来自太平洋群岛波利尼西亚人(Polynesian)的用语，它代表两个含义，一方面是神圣的，另一方面则是令人畏惧的，邪恶的。弗洛伊德认为“最古老的和最重要的禁忌禁律是图腾的两条基本戒律：禁止屠杀图腾动物和禁止与同一图腾部族中的异性成员发生性关系。”而这两种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欲望可以看作是儿童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心或精神神经病的核心。图腾禁忌因而成了人类最早的戒律法典，它为人类由野蛮状态向道德状态过渡提供了最基本的可能。
弗洛伊德认为，小男孩由于“恋母”，便把父亲树立为想象中的情敌。当男孩长大-被父亲赶出家门，那些被父亲驱逐的儿子们便杀死并食用了父亲。在杀死父亲之后，罪恶感产生了。为了继念父亲，他们禁止杀害作为父亲替身的动物，所以“图腾宗教是导源于儿子们的罪恶感，他们为了减轻此种心理而以服从它的方式来请求父亲的宽絮。”而偶尔举行的“图腾圣餐”，即屠杀食用图腾的庆典则是对战胜父亲的一种继念。
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一说并不为其他学者接受。W·施密特说弗氏的学说是最无足取的。但他对此又有一种无奈的感觉，因为这种“不足取”的学说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其影响力已远远超出了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范畴。“机车将弗洛伊德凯旋的列车拖遍了全球。”其实，在图腾制确立的时候，性自由的禁忌只限于弟兄姐妹之间，母子之间的性自由并未得到限制，也就是说，现代人所说的“-”并未纳入到原始人的道德范畴之内，所以弗洛伊德的所谓“恋母”和“仇父”，便是不存在的，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原始文化148页）在本人看来，图腾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神，它是人类的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神力的象征，是对大地母神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对图腾的敬重就是对大自然本身的敬重，所以，小阿尔伯特的“我要和妈妈结婚”这句话表达了原始人这样的心理事实：在原始人看来，人与大自然是浑然一体的，人的谦卑心理使人不想凌驾于大自然之上，因为凌驾于大自然之上就是凌驾于神之上，它表达了人试图永远保持与大自然的亲近与结合的欲望。如果说“性幻想”在原始人那里是真实存在的，那么这种性结合的冲动绝不仅仅限于男女两性之间，还存在于人与大自然之间、人与神之间，而维系人与自然和合的纽带不是别的东西，正是原始人的氏族徽章—图腾。
二 为什么鸟能吃鱼而鱼不能吃鸟？
图腾现象从新大陆传到了旧大陆，当它在旧大陆被建设成一门学说的时候，它就流向了全球。西方在这一点上充当了一个车间的角色，它从落后地区输进原材料，然后将之制作成产品，最后它又以品牌的名义去占领全球的市场。如果条件合适，它还可以向产品占领区提供技术，与当地人合作成立“外资”企业，直接从当地采集原材料，并将产品输入当地，有时还会将一部分产品返销。
如果说十九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军事征服以及半殖民化运动是中国人的一次被动的“改革开放”，那么中国人在自己随后发动的“洋务运动”中对西方技术与思想的学习则表明中国人正试图把这次“开放”由被动转为主动。
某个特定的时代就像是一条大河与其他河流的汇合处，文化会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呈现出无数壮丽的奇观。所谓的“西风东渐”使中国这个古老的封闭了几千年的帝国在一日之间认识了西方。刚刚在西方诞生不久的图腾学说也于此时进入中国。
第一个把“totem”一词译为中文“图腾”的人是严复，1903年严复在翻译英国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一书时遇到了“totem”一词，他将之译为“图腾”。此词的翻译遵循了音译的方法，但同时也兼融了此词固有的一种原始宗教的神秘涵义，那种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让人觉得很妙。严复时代的翻译家们为现代汉语词汇的丰富的确贡献了许多东西，像“爱琴海”，“幽默”等词汇都是翻译史上的神来之笔。“图腾”一词也是如此，因而刚一面世就马上为中国学术界所普遍接受。
严复不仅创建了“图腾”一词，还在译文中加按语，将中国古史上的人兽之间的怪诞传说同图腾联系起来，因而被岑家梧先生称为“中国图腾制度研究的第一人。”
1929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在中国翻译出版，该书包含了大量美洲印第安人的图腾文化资料。然而，属于图腾方面的专著则应该是胡愈之翻译的法国人倍松（M·Besson）的《图腾主义》一书（Le Totemisme），它标志着西方系统的图腾理论正式传入我国。此后，法国人葛兰言（M·Granet）的《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Danses et le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美国人戈登卫泽（A·A·Goldenweiser）的《图腾主义》 （Totemism）等有关图腾理论的专著相继被翻译出版，并使我国学术界掀起了研究图腾文化的热潮，许多用西方图腾理论来阐释中国古史的学者也相继出现，如顾顿刚、郭沫若、李则纲、岑家梧、卫聚贤、闻一多、戴裔煊、李立伯等人。其中李则刚是建国前图腾文化研究的最为有名的专家之一，也是第一个专门撰文探讨中国古代图腾文化的学者，他于1935年发表了《始祖诞生与图腾》一书，以图腾理论来解释古代各族的“荒诞”传说，并推论《山海经》等典籍所述的人首兽身形象乃是当时图腾部族的身体装饰。这本书算是开了中国本土图腾文化研究的先河，自此，关于中国图腾文化的研究专著相继问世，岑家梧的《图滕艺术史》以及李立伯的《中国古代社会与近代初民社会—中国古代之图腾社会与外婚制》这样高质量的著述让人感到中国图腾文化研究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上。从建国至“文革”结束，由于众所皆知的原因，图腾文化研究较为冷落。然而，自78年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80年代中国图腾文化研究进入了它的第二个高峰期，图腾理论被学者们更深入广泛地运用到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研究之中。综合建国前至今的研究状况来看，中国的图腾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从古籍中考察中国古代的图腾文化。
从李则纲开始，学者们终于为中国古代的人首兽身的怪物的神奇出现找到了图腾学上的理由。由此出发，古史中的记载的有吴伏羲、兴帝、黄帝、少皥、颛顼、尧、禹、皋陶、契、后稷、大业等祖先为母亲感孕而生的传说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这种感孕而生的传述同弗雷泽的妊娠说—妊娠乃图腾入居妇女体内—似乎有某种神似之处。另外，古籍中还有许多氏族是以动物为名号的，如少皥部落的凤鸟氏、玄鸟氏、青鸟氏、丹鸟氏等，太皥部落的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黄帝部落的熊、罴、貔、貅、虎等，据学者们考证以上各号均为氏族部落的图腾名称。其中，少皥以鸟名为职命名的传说最为引人注目，据《左传·照公十七年》中郯子所说，少皥的部落由五鸟、五鸠、五雉、和九扈组成。五鸟分别为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分别同历正、司分、司至、司启、司闭官职，五鸠分别为祝鸠氏、目鸟（为一字）鸠氏、尺鸟（为一字）鸠氏、爽鸠氏、鹘鸠氏，分别同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司事官职；此外五雉司五乙正，九扈司九农正职。何星亮先生据此认为，官名渊源于图腾名称。最早的官名或即图腾名称，或取与图腾名称有关的词作为官名。（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23页）
此外，古籍中有关商族祖先契、秦族祖先大业的母亲吞卵生子的神话，北方民族如突厥等母狼哺育祖先的传说，南蛮由犬与女祖先交合繁衍的传说经学者们的论证，均与古人的图腾制度有关。
2、从民族学材料中考察现代民族的图腾文化
据何星亮先生的《图腾文化与人类文化的起源》，最早把两西方图腾理论适用到中国少数民族考研究中的学者是何联奎，他于1936年发表的《畲民的图腾崇拜》一文论述了畲族图腾神话传说得以流传的三种形式：口传、笔传和画传，以及他们祭祀祖先的仪式。此后凌纯声、陶云逵等人对畲族、彝族、羌族、瑶族、傈傈族等图腾文化遗存均予以揭示。进入八十年代之后，研究少数民族图腾文化的著述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论证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图腾崇拜的丰富性，如彝族的虎图腾、葫芦图腾；苗族的枫树图腾、水牛图腾；白族的虎图腾、鸡图腾、鱼图腾；傈傈族的虎图腾、熊图腾；纳西族的虎图腾、豹图腾和猴图腾等等。
3、从考古学发现中考察国史前的图腾文化
把有关图腾文化的想象力运用以史前考古研究中主要是在建国之后，尤其是彩陶纹饰的神秘特点为学者们发挥想象力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在属于新石器时代半坡文化的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中出土了有名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同时也有大量的单体鱼纹、复体鱼纹和变体鱼纹以及图案化了的鱼纹发现。根据这些图案《西安半坡》一作提出了半坡文化先以鱼为图腾的观点。与之相邻的庙底沟文化的彩陶纹饰则与之大不相同，蛙纹和鸟纹是其主体图案，这样，有的学者认为鸟或许是庙底沟文化先民的图腾。甘肃、青海的马家窑文化中鸟纹和蛙纹变十分发达，尤其是蛙纹，有的学者因此推论马家窑文化的图腾是蛙。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双鸟朝阳象牙雕刻、鸟形象牙雕刻、圆雕木鸟、双头连体鸟纹骨匕、陶塑鱼和蝶形器上雕刻的双鸟太阳纹等，有学者认为这些变形之鸟与同时的写实动物形象完全不同，似乎作者有意为其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使之超然于现实之上，因而将之看作是原始图腾崇拜的某种标记。（吴玉贤：《河姆渡的原始艺术》、《文物》，1982年7期）辽宁西部和内蒙东部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十余件玉猪龙和泥塑猪龙，何星亮先生认为这些玉猪龙可能正是远古北方豕韦部落的图腾形象，因而说“龙起源于猪”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而这些玉猪龙应该是猪图腾的龙形化。四川大溪文化中流行的鱼为葬品的习惯，有意思的是考古学者还发现了一死者的口中咬着两条大鱼尾，简直就是半坡文化人面鱼纹的形象再现，因而推断鱼是墓主人的图腾。
用图腾学说来释读考古发现材料涉及到一个想像力的合理程度问题。想像力在每个人身上的不尽相同，即想像力的个体差异使人们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尺度。尺度没有了，争论也就在所难免。关于用图腾说来解释考古学材料而引起的一次最大的争论同一幅彩绘于陶缸上的“鹳鱼石斧图”有关。1978年，河南临汝阎村出土了一件红陶缸，器表绘有一只衔着一尾鲢鱼的白鹳，旁边还竖立着一把石斧。严文明先生对其隐秘的涵义作出了图腾学上的解释：
在酋长的瓮棺上画一只白鹳衔一尾鱼，决不单是为了好看，也不是为着给酋长在天国玩赏。依我们看，这两种动物应该都是氏族的图腾，白鹳是死者本人所属氏族的图腾，也是所属部落联盟中许多有相同名号的兄弟氏族的图腾，鲢鱼则是敌对联盟中支配氏族的图腾。这位酋长生前必定是英武善战的，他高举那作为权力标志的大石斧，率领白鹳氏族和本联盟的人民，同鲢鱼氏族进行殊死的战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他去世之后，为纪念他的功勋，专门给他烧制了一个最大最好的陶缸，并且打破不在瓮棺上作画的惯例，用画笔把他的业绩记录在上面。当时的画师极尽渲染之能事，把画幅设计得尽可能的大，选用了最强的对比颜色。他把白鹳画得雄壮有力，气势高昂，用来歌颂本族人民的胜利，他把鲢鱼画得奄奄一息，俯首就擒，用来形容敌方的惨败。为了强调这场战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他加强了最能代表其身份和权威的大石斧，从而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幅具有历史意义的图画。（严文明：《〈鹳鱼石斧图〉跋》，《文物》1981年12期）
严文明先生对《鹳鱼石斧图》所作的图腾说诠释曾一度间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原因据我猜测大抵有二：一是严先生是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的权威，囿于他的学术地位，若提出不同的意见就不能不慎之又慎；二是因为学者们自己也未能找到更合理的解释，只好沿用严说。但最后还是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其代表人物当属赵国华先生，他在《生殖文化崇拜》一书中对严先生的上述诠释提出了怀疑。在陕西北首岭遗址中又有一幅《鸟啄鱼图》发现，那么这幅《鸟啄鱼图》是否也意味着鸟氏族战胜了鱼氏族呢？如果是这样，赵国华先生作如此设问，那么陕西北首岭的鸟氏族与河南阎村的鹳氏族是什么关系？陕西北首岭的鱼氏族与河南阎村的“鲢”氏族又是什么关系？河南阎村的“鹳鲢之战”难道是陕西北首岭“鸟鱼之战”的历史重演？为什么两次决定性的胜利都属于“鸟”而不是属于“鱼”？显然，这样的发问切中了“图腾说”的要害，而单单从严先生所谓的“图腾论”出发很难对以上的提问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的确如此，读了严先生的文章之后我也在想，假如是“鱼”氏族打败了“鸟”氏族，“鱼”氏族的人会不会为纪念战斗的胜利而绘上一幅鱼吃鸟的图案呢？遗憾的是，这样的鱼吃鸟的图画至今我们也未能发现。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而使鸟能吃鱼，而鱼不能吃鸟的呢？
如果沿着这样的思维定型一路循问下去，我们也许会越来越陷入到迷惑之中。必须在此止步，并溯回到问题的根本之上，那就是：图腾论在此运用的是否恰当？如果不恰当，不合适，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怀疑西方图腾论在进入中国本土之后，一开始就深陷于某种误区之中了呢？
三 图腾是怎样“没落”的？
岑家梧先生在他1942年完成的《中国民族的图腾制度及其研究略史》一文中敏锐地发现中国学者在古代的图腾制度时存在着一种不理智的倾向：
……所以若果只拾取表面的三二图腾现象，便证明中国古代某族已有图腾制度的存在，则极为不智。如卫聚贤于嘉兴新睦镇发现一鱼形刻石，便说吴人以鱼为图腾。（《吴越释名》，《论文月刊》一卷十一期）又根据山西万泉县荆村瓦渣斜发现红陶上的鱼形花纹，便说陶唐为鱼图腾发明陶器的民族。（《古史研究》第三集，252页）又说：“夏氏族有以鱼为图腾的部落，按贝加尔湖人尚有以鱼为图腾的遗迹，夏氏族当自贝加尔湖来，以鱼为图腾。”（251页）此都失之疏略。……今后苟欲断定夏或吴族以鱼为图腾，必须证明夏人以捞鱼为主要生产，夏人以鱼为部族名号，以鱼为祖先，以鱼为一切装饰的表现对象等等。凡此皆须根据丰富的确实的资料，作深入的系统的探索，始属可信。且图腾传说习俗等，各族均可互相传播，若以某族崇拜某种动植物，乃断定某种动植物即为某族的图腾，亦属危险。
岑家梧先生的上述论述足以证明他是一位作风严谨的学者。遗憾的是，他的这篇精辟入里的发言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即便是八十年代之后的学者们也仍然在犯他在文中提到的错误。人们只要在古史中、现代民族的传统故事中或是考古发现的美术形象中发现了动植物，就会不顾一切地往图腾上靠拢。
首先，从古史研究上来说，认定古代民族存在图腾制度主要是根据其始祖传说。如传说中“玄鸟生商”，因始祖母简狄吞玄鸟卵有孕生商族之祖，于是认为商族图腾为玄鸟；如南蛮之女始祖配给一只名叫“槃瓠”的蓄狗而繁衍后代，故认为其图腾为犬；如夜朗国的竹传说，始祖男儿出自顺水漂来的三节大竹，遂认为竹为夜朗之图腾；古高车乃匈奴单于之女与狼交配繁衍而成，所以认为狼是高车图腾；突厥也有始祖与狼交配的传说，因此也被认为是狼图腾的民族。还有古史中记载的人兽合体形象也常常被认为是图腾制度的产物。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推理并不严谨可靠，附会的痕迹显而易见，让人感到中国图腾学说在学术理论基础的形成上是十分脆弱的。退一步来说，假如这与始祖诞生有关的动物真就是这些古代民族的图腾，那么这些图腾在人们的社会组织和精神生活中究竟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如果把图腾制推到一个主宰原始民族一切生活的统治地位上，那么更确凿的根据又在哪里？在原始人的精神王国里，图腾究竟是一个“国王”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部门大臣”？
其次，从现代民族学研究来说，认定图腾制度存在的依据大都是本民族的传说和一些与动植物有关的风俗。我们试举吴晓东先生的《苗族图腾与神话》为例，从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专称中，这些民族的语言中很少有一个与“图腾”相对应的词汇或是概念。而在澳大利亚的土著民族中，“科邦”、“恩盖蒂”、“穆尔杜”或是“克南札”都是不同民族与“图腾”意思接近的词汇。他把枫树作为苗族的图腾，理由主要是苗语中把枫树称作“妈妈树”，另外还有一些地方保留着敬拜枫树的风俗，还有一个依据就是那首有名的苗族古歌《枫木歌》，诗歌中描述了枫木死去幻化为万物的故事；苗族还有佩戴牛角饰物的传统，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水牛也异常尊敬，因此水牛也被看作是苗族的图腾；花苗有杀保命猪的风俗，这一习俗也被认为含有一定的图腾意味。实际上，以上的风俗更能体现出古代原始崇拜的痕迹，一味地往“图腾”的含义上归纳未免带上浓重的附合之嫌，这样，就又产生了疑问，即区分原始动植物神崇拜和图腾崇拜的标志是什么？原始崇拜和图腾崇拜中是各自独立发展的还是有重叠交叉的痕迹？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对考古发现的理解上。大溪文化流行用鱼随葬就把鱼视作图腾是否合适？由于半坡文化中的鱼纹发达就贸然把鱼看作为氏族图腾其科学的根据究竟占多大的成份？以后者为例，赵国花先生就曾提出异意。他举临潼姜寨遗址为例，姜寨也曾出土有同半坡遗址一样的人面鱼纹彩陶盆，证明了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但是，姜寨遗址中不仅有鱼纹，共存的还有蛙纹和鸟纹，那么单单将鱼作为图腾，“做出取舍的理由又是什么？”姜寨遗址中还出土有“鱼鸟纹”，这种鱼鸟共存同一图案中的画样在史前的其他地域，以及后来的周代青铜器上、秦汉时期的瓦当上、汉画像砖上，甚至明代织锦和砖刻上均有发现，对这种现象“套用‘图腾徽号’能够将它解释明白吗？”（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147、148页）我们似乎很难用肯定的态度来回答赵国华先生的提问。这样的纹样实际上完全是古代人原始宗教观点的反映，和图腾有多大的关系则很难说清。由此，可以说，在对中国图腾文化的论证过程中，把原始宗教完全混同于图腾崇拜之中是十分普通的现象，对“图腾”理论的运用也大多是“简单的套用”，“缺少应有的论证和具体的说明”（赵国华语）。
何星亮先生的《中国图腾文化》一书是国内外第一部中国图腾文化专著，其资料的丰富性和内容的翔实性使此书具有了较高的学术价值。然而它用图腾学说来解释古史、民族学以及考古发现中几乎所有的宗教风俗的做法似乎很难让人信服。例如建立夏代的夏人的图腾一直有龙说、石说、熊说、鱼说和薏苡说之争，何星亮先生则不偏不倚，一以概之地说“……大概其中一种是民族图腾，其他则为氏族、胞族、部落或家族图腾。”在说到建立周代的周族人的图腾时他又说：“或以为是龙，或以为是鸟，或以为是龟，或以为是麒麟，或以为是犬，或以为是熊，或以为是天鼋，或以为是‘稠’，或以为是虎。可能其中一个是民族图腾，其它则是氏族、胞族、部落、家族或各姓氏的图腾。”（340页）这种缺乏科学依据的、想当然的论证十分典型地代表了学者在运用图腾学说时所体现的盲动性和功利性。
遵照国外某些学者的观点，中国学者也认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当是中国图腾文化的发生和繁荣时期，而新石器时代则是图腾文化开始衰落的时期。这样就又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所谓的“衰落时期”发现了大量经论述与图腾有关的彩陶纹样（或是造型艺术），而在所谓的“发生”、“繁荣”期则没有任何同图腾有关的遗迹发现呢？而旧石器中、晚期的考古遗址在我国不仅不是空白，反而有大量的发现，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没有任何图腾的痕迹可寻呢？既然新石器时代是图腾的“衰落期”，图腾又是怎样没落的呢？
四、图腾是这样“没落”的
认为图腾发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没落于新石器时代是苏联学者奥克拉德尼科夫等人的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图腾的发生时间应该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即以克罗马农人为代表的新人阶段。无论是哪种观点，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认定新石器时代是图腾的没落期。
实际上，能够证明旧石器时代图腾特点的文化遗物并不太多。欧洲的洞穴壁画曾被有的学者认为与图腾有关，还有的学者根据莫斯特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有意识地安放的洞熊颅骨和肢骨以及培葬的山羊角，证明旧石器时代业已产生了图腾。然而，新石器时代已发现了大量被认为与图腾有关的遗迹和遗物，可学者们却将之认定为没落期，原因是什么呢？
最初，欧洲的学者们在创建图腾学说的理论基础时大量引用了北美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的民族学资料。在研究中学者发现，图腾制度在这些美洲和澳洲的土著人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占据着主导一切的地位，因此，他们就推断这可能意味着图腾的衰落。而这些土著民族的社会发展程度与历史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相当，因而新石器时代就被推论为图腾没落的时代。既然没落了，在它之前就必定是一个繁荣期和发生期，这繁荣期和发生期自然应当是新石器时代的中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而之所以在所谓的“繁荣期”没有发现确凿的丰富的图腾资料，理由是——也只能是年代的久远。无论如何，只有这种线型组合排列才会为那个年代的人们所接受，这符合当时西方的流行思维——进化论思维。
图腾就这样在一种似乎是人工操作的背景中于旧石器中晚期、中石器时代“兴起和繁荣”，并于新石器时代“没落”了。
这颇有点像一场在开始之前结果就被赞助商和举办者预设好了的体育竞赛的味道，但是，已经发生的历史毕竟不是将要发生的事实。我们也许可以人为地操纵未来的某些事情，但我们一旦为已经发生了的业已模糊了的历史作设置，就很容易弄巧成拙，这种设置因为是人为的设置而使自身的呈现远离了历史，换句话说，我们似乎有意将真实的历史丢弃而制作了赝品的历史。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状况，乃是因为人们常常会比喜欢真品而更喜欢赝品。这是人类的弱点所致，真正的史实往往因为缺乏人们想象中的逻辑——比如进化——而倍受诘难和怀疑，而赝品的史实亦即人工的历史则因迎合了学者或是被学者所引导的大众的想像力而被迅速接受。有关图腾从兴起到没落的这种公式的发展过程也是如此。举苏联图腾学者S·N·布伊哥夫斯基为例。他主张图腾制发生于旧石器后期，于新石器时代崩溃。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正是图腾制的反映。如果和澳洲人的武器用具等作一比较，旧石器晚期比澳洲土著的原始性显然要深。澳洲人已使用新石器时代典型的磨制及穿孔石器，北美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已有了社会分工，私有制的萌芽也已出现，旧石器时代的遗物所表现的社会关系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北美和澳洲土著，因此，澳、美土著人的图腾制度已属没落的形态，仅仅具有巫术的禁忌和祭祀意义。从他的理论中，我们不难看出那种设置的痕迹。美国学者摩尔根（L·H·Morgan）经过对印第安人风俗的实地考察得知，北美易洛魁人采用作为部族名称的动物，如狼、海狸、山鸭等，在他们的经济生产上，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仅有仪式上使用的性质。他的发现本来应该为学术界澄清迷雾，然而，作为一个社会进化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也终于未能摆脱观念先行的习惯。于是他在匆忙之间急促地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图腾现象只能视作图腾主义的残迹，不能和氏族制的经济结构混为一谈。（图腾艺术史141）
我们没有必要继续挑剔摩尔根那个时代的学者——包括摩尔根本人。当时，当进化论诞生并迅速传播的时候，整个世界是怎样地为之震动，而世界上的学者又是怎样地为之鼓舞和心潮澎湃啊！我猜测，当时学者的精神状态有点像上世纪初的-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面世使他们在迷茫中找到了拯救世界的真理，狂热和激动使他们马上将“马克思主义”当成了参照世界上一切事物和一切行为的准则，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进化论”对于摩尔根那个年代的学者似乎也有同样的感觉，一种找到了学术研究的指路明灯的感觉，也是放之学术之四海而皆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当时的人类学研究中人们一有新的发现马上就迫不急待地为它排列上进化的公式了。
显然，在发现并考察了澳洲人和北美印第安人的图腾制度之后，理智而严肃的做法首先是面对事实上的民族学资料背景将图腾制度置于整个这种大背景之下同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一个综合的横向的比较研究和考察，而不是急切地为其作纵向的时间上的推理和想象。正如摩尔根所发现的那样，图腾制在土著人的生活中并不占据主要的位置，那么我们就应利用已有的现实的资料作更多的深入的研究，看看他们生活中的重要位置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最初，在北美西北岸印第安人那高大的图腾柱被西方人发现的时候，人们都将它作为图腾主义的标志性东西，图腾柱（Totem Pole）的名字也是因此而来。可后来，经过与土著人的交流发现，这些所谓的“图腾柱”并不完全同图腾有关，其表现内容主要是土著人的祖先传说、神话故事等等。即使某个柱子上雕有本氏族的图腾，它也并未在图腾柱上占据着主要的位置。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马林（Edward Malin）在他的《太平洋西北岸的图腾柱》一书中提到，华盛顿大学的委埃拉·加菲尔德博士曾反复强调西北岸的图腾柱根本就不是图腾，更适合它的名称应该是雕刻柱而不是图腾柱。委埃拉·加菲尔德博士一度曾致力改变“图腾柱”的命名，但她后来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因为她发现“图腾柱”这个专有名词已在文献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因而任何写作者都不可能将它放弃。鉴于这种情况，马林先生虽然是加菲尔德女士的积级支持者，最后却也还是不得不用“图腾柱”这个词来为自己的书命名，同时，为了澄清这一点，他为“图腾柱”重新下了定义。他说：“那么什么是图腾柱呢？西北岸印第安人的图腾柱不过是一种巨大的雕刻柱，为同一血缘的人群或是氏族出于纪念某一历史事件或是神话典故而树立的，它完全属于一种社会秩序而不是宗教性的。一些形象也许具有图腾的含义，但大多形象同集团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身份有关。有的柱子描写了单个的事件，也有的同集团的历史传统或近似于历史传统的多重事件有关。
（原文为：What then is a totem pole? The totem pole
at the Northwest Coast Indians was a Large carved column raised
by a Lineage or clan for the purpose of commemorating an event,
historical or mythological, within an entirely social (not religious) order.
Some of the symbols might have totemic meaning.
But the vast proportion of Symbols relate
to a group’s social offiliations and status.
Some poles depicted only single while others related multiple
episodes associated with the historic
or quasi-historic traditions of a group.）（P6）
乔治·彼得·穆达克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在《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中曾提到乌鸦纹饰经常不是属于鸦（图腾）氏族所有，而是属于鹰（图腾）氏族——这一事实使一些人类学家同样感到困惑。因此，此种纹饰似乎不是真正的图腾象征而是世系的标志，它们指示一个人的家世，而类似联姻关系。海达人不把兽类看作是自己的祖先，也不膜拜或禁忌，氏族也不采用它们的名字，但他们都拥有高大的图腾柱，有时高达六十英尺。（原始21页）（《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中译本151-152页）
图腾在图腾柱中并不占有显要的地位，这似乎透露出图腾制度在西北岸印第安人那里也只是其整体文化习惯和宗教风俗的一部分，而且是并非主要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非得说图腾制度已经没落了的话，我们就必须得作出一个图腾在没落之前曾一度繁荣的设想。如果我们觉得这样的设想并非理智，那么我们就得必须认真地承认：图腾制度在近现代的落后民族中本来就不占有显要的主导的地位，至多是氏族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与之相对应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是如此，考古发现中所透露出的可能与图腾有关的信息在新石器时代较旧石器时代的丰富性说明新石器时代的图腾文化恰好处于繁荣时期，而并不是什么没落期，只不过图腾文化在石器时代仍然是其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原始人精神生活中占主导的并非图腾，而是围绕着至上神崇拜而衍生而成的包括偶像崇拜在内的原始宗教文化，也可以不很精确地称之为巫术文化。W·冯特发现：“图腾动物经常被解释为是部族祖先，这种解释其实是大可怀疑的。一方面，‘图腾’是某一部族的名称，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祖先名称的一种象征。在后一种关系中，它具有一种神话的含义。（原始文化，78页）”
不仅如此，在我看来，与动植物——尤其是动物——关系极为密切的图腾文化正是从原始宗教中派生出来的。在原始人那里，人与至上神之间的媒介（那时候没有上帝之子）权力被一些动物（偶而是拟动物化的植物）所篡夺，代表氏族或部落负责与神沟通的巫师将一些动物作为自己通天的助手，专为一个氏族或是部落服务的巫师会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动物助手，并与其他的氏族、部落相区别，由于这种动物常常会成为神的代表或代言人，围绕着它的禁忌也随之形成。
旧石器时代是否确实存在着图腾崇拜仍然是一个疑问。朱狄先生也曾就此发现了问题，他说：“假如一只野牛的形象，它的身上同时画有箭，那么这就为交感巫术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但这类证据都很难在图腾崇拜的解释中存在。即使一只狮子的形象，就其形象本身也很难说明它曾经是图腾崇拜的对象。”“因为岩画本身除了自身的形象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说明，因此要确定这类动物形象就是图腾是缺乏充分根据的。并不是凶猛的食肉动物的形象一定就是图腾，因为它仍然可以作为狩猎巫术的对象。梅因阿齐（Th·Mainage）曾提出所有史前宗教现象的解释都应该具有一种考古学的证明。这一意见虽然在理论上被广泛接受，但在实践上是非常困难的。就目前而论发现的有图腾主义的旧石器艺术在数量上是极少的。”
将图腾主义盲目泛化的始作者当属英国人弗雷泽。弗洛伊德和弗雷泽都把图腾制套到一线进化论的公式里。更有甚之，弗雷泽还将人类思想信仰史的发展过程硬塞进一个图腾时代，按照他的看法，原始宗教的基本进程是巫术——图腾——宗教——科学。（原始文化78页）。相对于弗雷泽对图腾主义的迷恋和狂热，德国的施密特神父则显得冷静和理智，他指出，根据现代许多民族学家研究的结果，图腾制度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经阶段，有许多原始民族，如欧洲与非洲的侏儒、东南澳洲土人、原始埃斯基摩人、北美洲的原始阿尔工金人、南美洲的岐西塔浦雅（Gez——Tapuya）部族等等，俱无图腾制度的存在。而图腾制度亦并非最先发展的阶段，更不能由此追寻社会组织、道德和宗教的起源。（229页，西方民族学史转引自）
弗雷泽的学说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图腾制起源问题，即上文提到的原始妊娠理论；另一方面是外婚制的起源问题。他虽然广征博引，整理了全球性的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资料，并依此将图腾主义系统化、学说化，但由于这些材料在他这里都是第二手，所以他的论述常常是想象力凌驾于客观材料之上。这样得出的结论显然值得商榷。
弗雷泽关于外婚制的理论出自于麦克伦南。“内婚制”（Endogamy）和“外婚制”（Exogamy）两名词都是麦克伦南首先创用的。如前文所述，在他看来，外婚制乃是由于“掠夺婚姻”引起的，而“掠夺婚姻”则缘起于杀害女婴的风俗。杀婴风俗导致的另一个现象是一妻多夫制。然而，民族学资料中很难找到杀害女婴风俗的证据。中国学者徐益棠先生在对康藏地区的婚姻风俗进行考察研究之后发现，康藏地区流行一妻多夫，但都没有杀婴风俗，因此认为杀女婴导致妇女缺乏的观点乃是凭空的想象。
麦克伦南的学术观点由于缺乏资料支持而流于想象。然而，令人注意的是，弗雷泽虽然占有了比任何学者都为丰富的全球性的人类学资料，却仍然是以麦克伦南的观点为基础，并将它的图腾学说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这就是说，麦克伦南是在凭空想象，弗雷泽则是躺在资料堆上作想象。尽管如此，弗雷泽仍然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学者，因为他对自身理论的薄弱之处心知肚明。在《金枝》第二版的序言中，他写道：“假设不可少，往往是联络游离事实的暂时桥梁，如果我的薄弱桥梁终有一天被人破断，我希望我此书仍可作为事实之库而被利用。”施密特神父曾撰文毫不客气地说弗雷泽的理论“不过是非生动的幻想剧（Lusus ingenii）而已。”（204-205，西方民族学史）所以，弗雷泽并没有从麦克伦南那里走出多远，只不过他的文学天才使他的文风极为绚烂，令人耳眩目迷，那栩栩如生、尾尾道来的描述使人叹为观止。就这样，弗雷泽和麦克伦南联袂把原始的“图腾主义”变成了“泛图腾主义”，把一个同原始神话有关的古代风俗制度渲染成了一个现代神话，并为泛图腾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泛滥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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