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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行动与近代早期西欧鼠疫的消失

    感染。鼠疫最初以“鼠—蚤—人”的方式传播;而一旦流行开来,又多以“人—蚤—人”的方式传播。后一种情况近似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传染。正因为如此,16世纪西欧的医书将鼠疫定义为“触染性热病”。 

        大鼠疫是通过热那亚商船从黑海带到意大利港口的,疫菌携带者或为躲在船舱或货物中的病鼠,或为粘在人衣服和货物上的鼠蚤。西欧人有组织的抗鼠疫行动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它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当1347—1351年“黑死病”第一次袭击西欧时,许多人将它看作是“上帝之怒”,是上帝对人类罪孽的惩罚。在德国和相邻地区出现了“鞭笞赎罪团”,赎罪团的成员以皮鞭互笞,以平息上帝的愤怒。但也有人以世俗的眼光看待“黑死病”,认为这是一种新的传染性疾病。由于当时的西欧尚处在封建状态,缺乏有效的组织,人们的行动是个体性的,主要方式是逃离。这种个人行动被一位16世纪的意大利人概述为:抗鼠疫的“药片由三种成分构成,即跑得快,去得远,回得晚”。逃离固然能使部分疫区居民脱离险境,但它又会加速疫病扩散,给更多的人造成生命危害。 

        集体性抗鼠疫行动最早出现在意大利,这里不仅受黑海和近东地区鼠疫的侵袭最早、最频繁,重要的是建立有组织完善的城市国家。早在1377年拉古萨就对新入境者实行30天的隔离,1380年热那亚和威尼斯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隔离还扩大到来自受疫港口的船只,它们必须抛锚泊船于一个孤立的地点,40天内不得靠岸登陆。事实上,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隔离”(quarantine)一词就起源于意大利语。隔离是当时人根据经验采取的措施,但后来的科学证明,这种措施是行之有效的,因为30天时间已足以将传病媒介——鼠蚤饿死。为了更有效地防治鼠疫,米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等城市在14世纪末和15世纪先后成立了卫生委员会,并制定了详细的公共卫生管理条例。 

        16世纪初,集体性抗鼠疫行动发展到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这与意大利的影响密切相关,因为意大利不仅提供了隔离样板,还将人文主义者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思想传播到了西北欧。在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中,公共卫生作为作者社会改革总设想中的一部分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与同时代的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莫尔认为国王和地方官员对老百姓负有责任,他们应将公共福利置于个人名誉、野心和私利之上。除此之外,15世纪末16世纪初民族国家在西北欧兴起,为集体性抗鼠疫行动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英国有组织的抗鼠疫行动是在红衣主教沃尔西、托马斯·莫尔以及亨利八世的推动下开始的。与欧洲大陆相比,英国行动较晚,但由于有中央集权的-结构,英国很快成为欧洲抗鼠疫最力的国家之一。通过王室公告、枢密院指令和议会立法,英国推行了一套通行全国的制度化的政策和措施,其中主要包括:疫户隔离,染病的家庭被封锁起来,并由当地堂区雇佣专人日夜看守,不许人进出;疫病期间禁止一切公共集会,禁止流浪汉和乞丐四处活动,并禁止猪、猫、狗等家禽和宠物到处乱窜,以减少传染途径;注意公共卫生,保持街道干净,保持室内清洁和空气清新,垃圾和废物要及时清理并运送到远离城市的地方。上述措施的实施是强制性的,1604年的防疫法令规定,那些有意外出、对他人生命健康造成威胁的染病者可判重罪并处死。不过,到目前为止,史学家只发现了对违反隔离法令者处枷刑,而未发现处死刑的证据,说明当时法律的目的主要在于威慑,而不是真正实施。 

        就英国具体的防疫措施而言,不少是从欧洲大陆借鉴来的,但英国制度上的优势有助于措施的落实。首先,英国将疫病作为突发性灾难纳入到业已存在的济贫法中处理,因此可按济贫法原则征收救济税,用以援救染病的家庭和地区。其次,英国依靠郡和堂区两级地方行政机构,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疫情监控系统。按照枢密院的指令,在疫病期间,郡治安法官要分片负责所在地区的防疫工作,堂区牧师和教会执事每周要向该片区的治安法官递交一份疫情报告,其中包括染病人数和死亡人数;郡治安法官每三周召开一次全体会议,讨论疫情并采取相应措施,并将疫情材料整理后上报枢密院,以便中央及时掌握全国疫情动向。 

        但是,由于当时的英国既没有职业官僚也没有常备军,公共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和地方、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的理解和合作。16—17世纪的英国政府是负责任的,枢密院总是及时向全国或有关地区通报疫情,并将防疫指令下达给郡治安法官和特许市市长,敦促他们采取行动。英国君主经常亲自过问疫情并下达指示,比如当1598年约克郡的斯卡伯勒镇发生鼠疫时,伊丽莎白女王致信约克大主教,要求制止该镇居民外逃,以避免疫病扩散;同时,要求做好对该镇居民的救援工作。英国的地方官员如治安法官是由当地绅士担任的,其权力基础是靠在当地的影响和声望。无论是出于责任感还是对权力的维护,他们在疫病期间大多尽心尽职,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1631年,当鼠疫分别从兰开夏郡和林肯郡扑向英国北方最大城市约克时,北方事务委员会主席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在该城市政官员的配合下,迅速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终于将疫病阻止在约克城下。在整个疫病期间,他一直和约克城居民呆在一起。 

        普通民众在疫病期间也表现出高度的理解和合作精神。其中最令人感动的是德比郡的埃扬人。1665年9月一箱从疫区伦敦寄来的旧衣服将鼠疫带到了这个小山村,9、10两个月就有28人染病而死。次年夏季,当气候适宜疫病大爆发时,局势已经无法控制。当时只有逃离才能使部分健康的人活下来。但教区长威廉·莫姆皮森担心居民外逃会通过衣服上“不可见的病种”将疾病传播出去,因而将当地居民劝阻下来,他们将自己限制在村子周围半英里以内的地区。埃扬人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72%的人口在这场鼠疫中死去。但他们以自己的牺牲拯救了邻近的城镇和乡村。 

        由于西欧各国、各地区间联系紧密,因而仅有城市和民族国家单独的行动还不够,还需要国际间的合作。欧洲“黑死病”及其以后的鼠疫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从近东传入的,这一地区不仅靠近鼠疫的自然疫源地——欧亚大草原西部,而且直到19世纪,控制这一地区的伊斯兰教徒从未采取过任何有效的防治措施。他们认为鼠疫是真主的仁慈,死于疫病者是为烈士;而且由于鼠疫直接来自上帝,因而是不传染的。16—17世纪近东鼠疫通过欧洲防疫体系中的两个薄弱环节渗透进来。一是法国南部的港口。其时法国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并存,但无论是旧的封建主,还是新兴的专制君主都很少关心法国的公共福利。因此,除了少数城市如巴黎外,法国有组织的抗鼠疫行动极为不力。但是,当1720年鼠疫传入马赛,并于次年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省流行开来后,法国国王终于采取行动。他调动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军队,将普罗旺斯封锁起来,禁止任何人或货物出入。法国这次成功地将鼠疫遏止在南部地区。从此以后,由于法国政府加强了防疫措施,法国南部港口不再是鼠疫的入口处。另一个薄弱环节在东南欧,奥斯曼土耳其人在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不断向欧洲腹地挺进,并于1683年围攻维也纳。鼠疫也随着土耳其军队进入中欧,并由此传播到西欧。但是,奥地利帝国的军队及其盟军终于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战争中反败为胜,并将土耳其人赶回巴尔干半岛。1718年的帕萨罗维茨和约划定了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边界。奥地利在其“军事边境”上设立了“防疫线”。无疫时期,“防疫线”上驻扎着4000防疫人员,来自奥斯曼帝国的人和物必须经过21天的隔离,违者格杀勿论;一旦奥斯曼帝国境内出现疫情,“防疫线”上的防疫人员立即增加到7000人,隔离时间也延长到42天,如果鼠疫传播到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巴尔干半岛,防疫人员进一步增加到11000人,隔离时间也进一步延长到84天。尽管奥地利政府的隔离政策过分苛严,但它有效地切断了鼠疫经东南欧传入中欧和西欧的途径。 

        在长达三个世纪里,鼠疫给西欧造成的灾难是巨大的,但其影响并不完全是消极的。首先,在抗击鼠疫的斗争中,西欧人逐渐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看待人和世界。其次,通过抗击鼠疫的斗争,西欧人学会了组织自己,从而大大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正因为如此,西方不少权威教科书将“黑死病”作为西欧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转折点。道理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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