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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胡汉文化关系再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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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化”，而是异域民族的被“汉化”。至于奇珍异物等大量异域物质文化的传入，更不能从文化层面对汉文化传统构成冲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谓唐代社会的“胡化”，只是一种体现在民族文化表层现象上的趋势，而不能称之为“化”。正如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我们不能将其称为“胡化”一样。在这种背景下，表层文化的异族化，不但不能改变汉文化的根本特点，反而可以丰富汉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弥补汉文化的某些僵化缺陷。因此，尽管有为数不少的唐朝士人沉湎于康国乐、安国舞，陶醉于胡姬、三勒浆，甚至穿胡服，戴胡帽，却不能据此推断他们已“胡化”。
就唐代社会来看，尽管也出现过“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的“胡化”风潮，在当时社会中一度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还应看到，汉文化对异域文化并非是全盘吸收，一旦这种“胡化”触及到汉文化的根本，就毫不犹豫地大加鞭挞。即使就这种异族化的表层现象来说，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如君王的喜好、外部的压力等，某些现象可能会有暂时存在的空间，但在猎奇的新鲜或外部的压力消失之后，其最终必然会因为与传统汉文化的冲突而走向消亡。如源于中亚的“泼胡乞寒”习俗，在中宗、武后时期虽一度流行，但在此后的玄宗登基伊始，就以“妨于政要，取紊礼经”之名而取缔，即使没有开元初年的-动荡，其禁绝的命运也不可避免。中唐以后，由于“安史之乱”的原因，“胡化”几成叛乱的代名词，受到中原士人的大力鞭挞。如《旧唐书·舆服志》就载：“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在唐人笔记中，对当时社会生活中所呈现出的具有“胡化”特点的现象往往称之为“妖异”。
思想观念上的这种排胡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也常有表现，如中唐时期就频频发生“杀胡”事件。这种对“胡化”的排斥，实质上反映了唐代文化的重新整合和对“胡化”现象的“汉化”改造。每一种文化都是各个民族适应一定的自然环境、继承一定的历史传统、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创造出来的。各民族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并非一律并畜兼收，往往是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在不同文化中选取、比较而决定弃取。唐代社会中对“胡化”现象的抵制态度，就鲜明地反映出汉文化与异域文化的融合，也并不是全盘吸收，而是根据汉文化本身的特点而有所选择。同时，这一现象集中出现在中唐时期，也反映了唐代对异域文化“汉化”改造的时代特点。经过中唐百余年间的融合同化，在晚唐时期，“胡化”与“汉化”的问题基本消失，汉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观念、伦理思想等逐渐被入华异域民族所接受，从而导致他们在文化的深层面上发生变化，最终由异域民族而成为汉民族的一员。汉文化对魏晋南北朝以来入华异域民族的改造，在这一时期基本结束。
唐代社会传统汉文化和异域文化的融合，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瑰丽篇章，它促使古老的华夏传统文化再次充满生机。历史悠久的华夏文化，在这一融合的过程中，不但没有被“化”掉，相反，经过吸收各种外来文化后，更加辉煌灿烂，这正是大唐文化的魅力所在。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文化具有博大精深的体系，完全有能力广泛吸收各种有利于自己文化发展的外来因素，同时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立性。对此，我们应该充满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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