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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出土汉代玉器的历史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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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92块青玉版组成，镶贴于木棺内壁；一为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出土时有1781片青玉版，复原后达2095版。两相比较，后者体量庞大，装饰华丽，做工精细，当为中国之最。狮子山楚王墓出土金缕玉衣时代最早，不晚于公元前154年；使用玉片最多，达4000多片（一般玉衣2000多片）；玉质最好，全部使用新疆和阗青白料加工，玉质温润；工艺最精，玉片表面光洁度高，四边倒棱，小而薄。该玉衣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卢兆荫研究员评价为“目前发现质量最好的玉衣”。狮子楚王墓出土玉璜90余件，上海博物馆马承源研究员认为这在“全国是第一次发现”，其中的龙纹玉璜则被称为是“独一无二的国宝”。
其次，它说明了西汉楚国制玉业的存在状况与发达程度。徐州汉代玉器的水平之高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不过关于这些玉器的制作地点，却长期以来难以说清。有人认为多数来自长安皇家国库，而近年来徐州汉玉的出土则对此提出了质疑。在徐州地区，不仅狮子山楚王墓出土了大量玉器，北洞山楚王墓、小龟山楚少墓均有许多精美玉器出土，白云山汉墓还出土了玉料、半成品玉器，从而证明了西汉楚国玉器作坊及优秀制玉匠师的存在，说明了西汉楚国制玉业是相当发达的。这就为我们研究西汉楚国史，特别是手工业发展史开拓了思路，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再次，它进一步验证了玉器是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种“新工具”。中国史学家历来既重视文献资料，也重视文物资料，不过人们在运用文物资料时，更多的是运用陶器和铜器。对此，1999年香港著名古玉器研究学者杨建芳先生著文，提出“玉器是否也能像陶器、铜器那样，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种工具”的课题，然而，由于出土少、研究成果小、认识浮浅，这一课题的进展步履蹒跚，所举事例多囿于夏、商、周“三代”及“三代”以前。近年来，徐州汉墓出土了大量玉器，不仅补充了宝贵的文物资料，而且其初步研究成果也正在验证杨先生的真知灼见。例如研究证明随葬玉器是身份的象征。《后汉书·礼仪下》：“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赠印玺、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徐州汉墓出土玉器多与这一记载相吻合，狮子山楚王墓甚至出现一墓之中楚王用玉与属下用玉等级分明的情况，证明玉器的随葬情况应该是判断墓葬等级、墓主身份的依据与标准。据《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称，该墓被盗于西汉晚期至王莽篡政期间。盗墓者耗费极大气力进入墓室，然而价值极高、数量很大的玉器竟无人问津。徐州韩山汉墓、拉犁山汉墓也有类似情况。这也说明玉器在当时是身份的象征，盗掘者不敢随便取用。
最后，它补充了丝绸之路的贸易历史。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39年—公元前126年；公元前119年—公元前115年）之后；通过丝绸之路由东向西运输的物品主要是丝绸，而由西向东去的货物则有黄金和其它贵金属、羊毛、象牙、珊瑚、琥珀、宝石等。徐州出土的大量汉玉，则对上述成论提出了质疑与补充。徐州汉玉中精美的新疆和阗玉占有很大比例，如狮子山楚王墓“墓主用玉全部系新疆和阗白玉（还应有黄玉、青玉）和新疆玛纳斯河流域出土的碧玉”。一个诸侯王便随葬了如此之多的新疆玉，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丝绸之路大宗贸易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物品，还有大量的美玉通过这条通道千里迢迢流入中原及东部地区。狮子山楚王墓的墓主有刘郢（亡于公元前175年）与刘戊（亡于公元前154年）两种说法，无论哪种说法都表明该墓的下限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这也就是说，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几十年，在这条贸易通道上已经开始有较大规模的运输与交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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