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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日战争看中华民族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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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中国人民的意志，不可能打垮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是日本之所以最终失败而中国之所以最后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破家亡的惨烈现实，中国军民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与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又一次谱写出可歌可泣的中华民族精神新篇章。
痛恨日寇、鄙视汉奸的坚定立场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同胞就表示：“宁教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这不只是某个人的豪言壮语，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它表现了全民族在民族危机面前同仇敌忾、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坚定立场。从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入沈阳那天起，东北人民就自发地拿起土炮洋枪，掀起汹涌澎湃的反侵略斗争。此后14年中，从沈阳到喜峰口，从芦沟桥到上海，从徐州会战到武汉保卫战，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游击战，中国人民同强大的敌人进行了生死搏斗，无数中华儿女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动人的乐章。
在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中华儿女一向盛赞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鄙视认贼作父、引狼入室的汉奸、卖国贼。爱国是大忠，卖国是巨奸。“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便充分表达了中华儿女对民族败类的唾弃。在抗日战争中，不甘做亡国虏的中华儿女同极少数民族败类、汉奸、卖国贼同样进行了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使王克敏、殷汝耕、汪精卫、周佛海等一小撮丧失民族气节、卖身投靠日本军国主义的汉奸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天网恢恢，日月昭昭，汪精卫等极少数汉奸卖国贼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犹如过街老鼠，惶恐度日，最后落得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顽强奋战、血战到底的坚强意志
长期以来，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鼓舞下，中华民族形成了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不畏强敌的斗争精神，显示出“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的坚强意志。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正是凭着坚不可摧的民族意志，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洗雪了百年国耻，振奋了民族精神。这正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所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
1937年9月，八路军在协助第二战区守卫晋北长城线防线时，取得平型关伏击战大捷，毙敌1000余人，有力打击了日寇的猖狂气焰，首次打破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和士气。在台儿庄战役中，日军恃其装备先进，炮火猛烈，不断发起冲击，但中国守军顽强奋战，以伤亡近两万人的代价，击溃了日军精锐部队对台儿庄的进攻，歼敌一万余人，取得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首次大捷。这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还应英国政府的请求，派出中国远征军入缅协同作战。在1942年的入缅作战中，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取得了东吁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东枝收复战等胜利，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受到国内外人士的广泛赞誉。正是因为中国军民的顽强奋战，牵制住日军主力，才使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大大减轻，并对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怕牺牲、以死报国的英雄气概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尽忠报国、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历代仁人志士的共同心声。每当国家有难的关键时刻，这种传统就激励着热血男儿为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而战。在抗日战争中，更是涌现出许许多多执干戈以卫社稷、“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的民族英烈。
七七事变发生后，参加过长城抗战的抗日名将佟麟阁表示：“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马革裹尸，唯一死报国。”在芦沟桥抗战中，他腿部中弹，部下劝他稍退裹伤，但他说“情况紧急，抗战事大，个人安危事小”，带伤坚持战斗，旋被敌弹击中头部，壮烈殉国。在太原会战中壮烈牺牲的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原在大后方学习，战事爆发，他主动请求上前线，行前即抱定牺牲之决心，在战斗中率部奋勇抵抗，牺牲时年仅39岁。他在战地写给妻子的遗嘱中说，“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在八年抗战中，像这样的事例真是多得不胜枚举。
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崇高气节
自古以来，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中华儿女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就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民族气节。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就是这种崇高民族气节的生动写照。在抗日战争中，无论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还是国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以及广大的爱国民众，都没有退缩，没有偷生，而是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着民族国家的尊严，表现出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崇高民族气节。
在正面战场，绝大多数中国将士们都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在淞沪会战中，守卫宝山的姚子青营与数倍于我的敌军拼死战斗，全部壮烈殉国。在台儿庄战役中，腾县守军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以下全体阵亡。在襄东战役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亲赴前线指挥，身被六处重创，仍振臂高呼杀敌。临终前他对身边的人说：“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心里都平安。”在敌后战场，无数人民军队的优秀儿女为国家和民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赵一曼在日寇面前，坚强不屈，英勇就义。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在抗击敌人到最后一刻时，不甘被俘受辱，投江而死。杨靖宇在冰天雪地里，弹尽粮绝，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八路军班长马宝玉等五人为掩护主力部队安全转移，将日军吸引在狼牙山顶峰之下，战斗到最后纵身跳下悬崖。即使是中国的普通民众，在对敌斗争中也表现出生死不苟、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如冀中敌后深南县王家铺村，在一次敌人“扫荡”中，日军抓了20多名村民，威逼他们说出八路军的隐蔽处。但他们宁死不屈，守口如瓶。敌人一连杀掉14个人，也没有一个人吐露真情。凡此等等，无不表现出中华儿女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崇高气节。
一致对外、共御外侮的团结精神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每当出现外敌入侵时，中华儿女都能够万众一心，共御外侮。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凝聚力又得到进一步增强。中华儿女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整个民族都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当时在中国大地上，不仅有几百万军队在同日本侵略军拼死厮杀，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处处都涌动着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一首《松花江上》唱出了东北人民打击日寇、早日收复家园的强烈愿望；一首《满江红》唱出了全国人民痛恨日寇、志灭日寇的决心；一首《义勇军进行曲》把所有中华儿女都团结到一起来，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中华民族新的长城。早在1935年8月，中国-党发表《八一宣言》，就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坚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中国-党积极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倡导国共合作，并主张全面抗战。七七事变后，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背景下，曾经血战十年的国共两党终于以民族大义为重，共捐前嫌，化干戈为玉帛，共纾国难。在抗日战争中，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以外，绝大多数中华儿女不分阶级阶层，不分民族种族，不分性别年龄，不分文化程度，不分宗教信仰，都团结在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共同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而战，从而形成了全民族全面抗战的格局，使敌寇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民族精神既有稳定性，又有时代性。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精神有了新的发展。毛泽东曾根据全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党抗日救亡的伟大实践，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作了一个方向、三种精神的高度概括。一个方向，就是鲁迅所代表的方向。“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三种精神，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精神；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坚决反帝反封建的愚公移山精神。而归结到一点，就是抗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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