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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世族南迁与齐鲁文化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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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原世族的南迁，将学术文化中心移于江南，这既使传统的民族文化得以保存、延续、传播，同时也促进了齐鲁、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的进一步交流、融合，从而改变了当时江南地区的文化面貌和历史进程，意义巨大，影响深远。其中，以琅琊王氏为首的齐鲁世族是北方世族的代表，其地位和作用尤其值得重视。这种作用与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倡导儒学教育，恢复文化传统。偏安一隅的东晋，在汉族士人心目中仍是中央政权的象征。东晋政权建立前夕，王导都督中外诸军事。在“军旅未息”之时，他首先考虑的是兴复教育，接续久已失坠的“文统”，实际上也就是确立司马氏政权的正统地位。王导主张通过“阐扬六艺”、“隆教贵道”，使礼崩乐坏的局面得以改变，“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化成俗定”，通过教育，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散骑常侍戴邈、太常荀崧等也上疏支持王导的主张，提出尊经、增设经学博士。元帝采纳他们的建议，不仅使东晋初年出现儒学复兴的气象，同时也奠定了东晋南北朝文化思想的基本方向。
其二，家风影响世风。魏晋以来，官学沦废，学术中心移于家族，家族教育就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齐鲁世族的家学教育内容有同有异，其中琅琊王氏最具代表性。王氏的奠基人王祥以孝著闻，而在-上则顺时通变，不拘臣节。在两晋之际，王氏家族习儒谈玄，信仰道教而濡染佛学，代表着时代风气。王戎、王衍在西晋都位至司徒（丞相），王戎早年与嵇康、阮籍预“竹林七贤”之游，王衍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实际上，王戎也好，王衍也好，他们谈玄，都是一种保护色。《晋书》本传说得很清楚，他们处于乱世，“志在荀免，无忠蹇之操”。王衍在挥尘谈玄的掩护下，凭借东海王司马越的势力，在西晋将亡之际，为王氏营就“三窟”，使琅琊王氏成为东晋的开国元勋。王导“为政务在清静”，为人“简素寡欲”，尚儒谈玄，濡染佛教，而其主政则注重传统，务实进取。其子孙重视儒学教育，以孝悌传家；重视私德，不竞荣利，为人少有放浪自恣、颓废无行者。综观王氏家族的社会表现及其价值取向，他们是以儒学持家，以玄学博取声誉；儒学是安身立命之根本，濡染玄、佛则是为顺时通变。齐鲁其他世族，如琅琊颜氏为世代保持儒学传统的家族，其后裔如颜延之、颜之推濡染佛学，而其家训《庭诰》、《颜氏家训》则体现了“世以儒雅为业”的家族文化传统和顺时通变的时代精神。
其三，致力于南北世族的融合，为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作出贡献。齐鲁等北方世族南迁对江南社会造成强烈的冲击，一向安富尊荣的江南世族担心其地位受到影响，对以司马睿为代表的北方世族集团采取不欢迎、不合作的态度。促进南北世族的融合，有争取他们对新政权支持、扩大和巩固东晋-基础的意义，而融合过程中的碰撞则表现出南北不同的文化态度。如《世说新语》记载，王导初过江，“欲结援吴人”，请婚于太尉陆玩，遭到拒绝，并屡屡受到他们的轻慢。而他却豁达大度，不计小嫌，对他们忍让退避，主动交往；尊重他们的习俗，主动学习吴语。同时，王导对普通人也能真诚相待，并非像朱熹所批评的“是处周旋”，确实反映出一种宽容大度、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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