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梁启超晚年对中国文化的思考 |
 |
|
|
李喜所
自1919年至1929年，晚年的梁启超告别了官场，远离了*，除了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讲学和开展一些有限的文化活动外，大部分时间在天津的饮冰室著书立说，潜心思考中国社会的走向，探讨中西文化的融合。和此前以引进西方文化为主的思路不同，他在此一时期提出了“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的主张（《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3，第55页）。这种调和东西文明的思想文化主张的出现，是梁启超在反思过去30多年如梦般的*生涯的基础上，结合1919年游欧时进行的实地考察，深思熟虑、提炼升华的结果。
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再到民国初年，梁启超为建立西方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奋力搏击，然而事与愿违。他先是追随康有为，为维新运动鼓与呼，结果戊戌变法只进行了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了；辛亥革命后，他寄希望于袁世凯来建立政党*，结果却迎来了一个大独裁者；他联合蔡锷等将袁世凯推翻后，又梦想段祺瑞来再造共和，并自愿出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结果段和袁几乎如出一辙，不但共和变成了泡影，而且军阀混战，*失序，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严酷的现实使梁启超深切地感到，所谓民国，只是一个假招牌，“至于*社会的内容，连骨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