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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中的“体验与想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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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周围，而且都被称之为“真实历史”。
很多年来，我们经常听一些渊博之士讲述关于“真实历史”的神话。葛先生在谈到对历史的有限度的体验和想像时，似乎也很有这样的一种意思在。所以，对于“凭感情羼进了对古人的想像”的“历史书写者”，如司马迁那样的史学家，他是颇有些微词的：“比如，《史记·刺客列传》里面，有刺客准备杀赵简子之前的故事，说刺客看见赵简子那么勤勉，就自己-了，这就是想像出来的，人都死了，你怎么知道他死前的心理活动？”晋灵公拒谏，指使杀赵盾。钦敬赵盾勤劳国事，自感杀这样的人是不忠的，可是违背君命不杀赵盾又是不信的。于是，他一头撞死在槐树下。事在《左传》，绝非杜撰，怎么可以厚诬太史公：“想像出来的，人都死了，你怎么知道他死前的心理活动？”即使是想像，这也是《左传》的作者的想像，而葛先生却把它想像为太史公的想像了。
现在，我们又知道了一个新的事实：《左传》记-的事情，太史公认为可信，而葛先生不仅张冠李戴，还认为不可信。为什么太史公认为可信呢？吕思勉先生认为，史事越到后来作伪者越多，但古人倒是比较纯朴而不大作伪的，故不能以今人而揣度古人（不是原话）。我认为吕先生说的是对的。古人记史，有选择，但无中生有的可能较少。太史公之相信左氏，与他对古人作史态度的信赖有关。至于葛先生不信，他还有什么道理，我们不得而知。
进一步的问题是，太史公也可能认为-的原因是左氏想像的，但他认为这一想像是合理的、真实的和重要的。这其中也许有很真实的问题，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怎样去想像和体验，而不在于我的体验和想像是否有限度。有关历史的“真实”性，我们恐怕不能用诸如某件事情的的确确发生于某一时代或某年某月某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太史公记陈胜于大泽乡起义，宣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记始皇帝东巡会稽郡渡钱塘江，项羽前往观看，脱口而道：“彼可取而代也！”记刘邦服役咸阳，看见始皇帝出巡时备极尊贵的样子，大为感叹：“大丈夫当如是也！”这些事情太史公都不曾亲历，又是怎么知道的呢？这不是有价值的问题。这些事，太史公或是从传说中听来。那么，又是什么力量使太史公对它们信以为真？也许太史公对那段历史的体验和想像，正与此种传说符合？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是：太史公所记述的，后来不仅班固相信，历史上的许多人也都相信，今天还有人相信。这事情本身所具有的真实性，难道不是更具有真实历史的意义吗！当然，葛先生有自己的看法。比如对于霸王别姬的故事他就不相信：“既然二十八骑士和项羽都死了，后人怎么知道前一夜的缠绵故事？”太史公著《史记》，在今天看来是非常不符合学术规范的，连材料出处都不注，结果就引来葛先生这样的发问。这样的凭空发问，难道也是出于葛先生对那段历史的“有限度的体验和想像”？
不仅太史公的《史记》不符合葛先生定下的“有限度的体验和想像”的历史标准。葛先生还说，诸如《资治通鉴》之类的史书，“就是选和治理天下有关的历史资料来叙述”的，“可是，你看看，当你通过考古发现有那么多的数术方技资料”，“你就知道，古代历史经过了选择、修饰、重组”。这叫什么话！不是就“资治”的材料取舍来论《通鉴》的短长，而是根据“有那么多的数术方技资料”，说《通鉴》作为中国“古代历史”的不足。司马光作《通鉴》，目的就是要从历史中资取（借鉴）治理国家的一般道理，这在他的书名中已讲得清清楚楚。其取材叙述之精到，读来往往使人拍案叫绝。他又何曾说，自己写《通鉴》，是要构筑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历史”？举《通鉴》为例，说明“精英知识分子”作史，是“凭理智选择了自己觉得有用的东西”，真不知道其中高见何在？葛先生肯定读过《通鉴》，也肯定没有丝毫的心得，才敢于这样说。
葛先生说：“没有把自己的经验带进去的体验和想像，你透不过这一层被层层染过的修饰，看不到底色。”这句话的后半句，虽然有点不知所云，但我还能猜到葛先生的意思。那“一层被层层染过的修饰”，意思是说历史是历史学家有选择的记录，所谓“底色”是指真实的历史。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有了“把自己的经验带进去的体验和想像”，就能够保证自己在历史学家的记录中看到这样的“底色”吗？不记得是哪位伟人（或算不上伟）说过，人类要有健康的健忘。他讲的这个道理如果成立，我们希望历史学家有选择的记录，是人类健康的健忘的结果。但是，谁也不能保证历史学家的有选择的记录，一定是健康的健忘。毫无疑问，经验是健忘的结果。既然健忘并不一定是健康的，经验当然也不能为体验和想像打保票。实际上，人类是在健忘中开辟自己的未来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只存在于这种健忘之中。无论它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都是我们的经验的底色，也是我们体验和想像的底色。我们研究历史而返求诸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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