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史学与文学的联姻 |
 |
|
|
联手，以勾勒“西方物质文明与清末民初社会生活的变迁”为主线，更有水乳交融之势。如果不是探得内情，我大概已无法分辨某章由谁执笔。史料与图片的采集丰富与相得益彰，翻开此书，有目共睹，不消多说。我感兴趣的仍然是文学与史学的沟通。在我看来，此乃本书的最大特色。
冠于每章篇首的“导入”即十分有趣。这些带有浓厚文学色彩的作品片段的引录，恰到好处地酿造了笼罩该章叙述的整体氛围，让你可以轻松愉悦地进入规定的历史情境。这在讲述近代服饰变迁的第一章已有清晰体现，开篇那段关于钱太爷大儿子的故事，从阿Q眼中看去，便颇富时代底色：
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后来，他的母亲到处说，“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剪去的。本来可以做大官，现在只好等留长再说了。”然而阿Q不肯信，偏称他“假洋鬼子”，也叫作“里通外国的人”……阿Q尤其“深恶而痛绝之”的，是他的一条假辫子。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
这段为人熟知的鲁迅先生小说名篇《阿Q正传》中的情节，放置此间，不但妙趣横生，平添声色，也由于其与正文阐发的剪辫放足所带来的近代男女装束的变化紧密呼应，从而获得了小说情节之外的延伸意义。而且，这类文学资料的撷取与使用已遍布全书，由此造成的历史叙述的鲜活与具象，甚至足以成为图片的生动补充。单是介绍西餐的传入，纷至沓来的上海洋场竹枝词、李伯元的《文明小史》与《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其对国人初尝西餐时的好奇与尴尬穷形尽态的展现，便比史家客观的记述更能引人入胜。
梁启超在著名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经讨论过“常人向来不认为史料者，吾侪偏从此间觅出可贵之史料”的方法。小说也在列举的范围内。虽然“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纪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梁氏提到的例子，一是《水浒传》的“鲁智深醉打山门”，此“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一是《儒林外史》的“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亦非事实，“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也是事实。结论是：
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之。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
当时读到此，很为任公先生眼光的敏锐与独到所折服。
因而，此次阅读苏生文与赵爽的新作，对其在小说中发掘史料的努力便十分赞赏。第一章谈论女装的变化时，引用了《孽海花》对女主人公傅彩云（影射赛金花）衣装的一段描绘——拢上一束蟠云曼蟠髻，系上一条地裙，颈围天鹅绒的领巾，肩披紫貂嵌的外套，头上戴了堆花雪羽帽，脚下踏着雕漆乌皮靴，颤巍巍胸际花球，光滟滟指头钻石。穿着这样一套西式女装亮相的傅彩云，自然已不好再沿用传统的西施、飞燕来形容，曾朴的赞词以“果然是蔷薇娘肖像，茶花女化身”作结，便相当得体。这段小说文字，配合着对于欧洲女装演变史的追述以及突出女性曲线美的服装照片，其“服饰革命”的意义便凸显出来。联想自己阅读章回小说时，最不耐烦看的就是其中对于人物服饰的描写，基本是一律跳过，也就对苏、赵二人随处留心、尽成史料的以小见大做法深有好感。
这种小说史料的使用，在时间上当然会有严格的限制，同时代是最基本的满足条件。这与为了增加文笔的生动，而对当下历史题材的小说与影视作品加以点评显然有别。兼顾二者，又能区别对待，我想，这应当是此类有趣的历史读物具有亲和力的一大奥秘吧。
文章评论信息：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