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历史人物评价应遵从多民族国家原则 |
 |
|
|
，都很重视民族政策，注意团结少数民族。唐太宗就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198）朱元璋当皇帝以后也说：“朕至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明太祖实录》卷53）
中国的疆域，两千多年来，几经争战，虽然有所变动，但中华民族人民都把“中国”看成是自己的祖国，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置于这个祖国之外。在中国历史上尽管有几次出现过一些民族败类想勾结外国势力染指中国，但都没有能够得逞；清代噶尔丹横行蒙古草原，想借俄罗斯的火枪来对付清王朝，也未能得逞。西藏的舍玛尔巴勾结英军进入西藏，也很快被清军赶了出去。另一方面，一些少数民族建立政权也往往要和当时或历史上的中原王朝挂上钩。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政权，以西汉皇室的外甥自居，建国号汉，“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9世纪中期，西迁的回鹘人在今新疆北部和中亚一带，与当地人建立的黑汗王朝，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它的大汗自称“中国之君”。清雍正帝则公开声明，认为满族入主中原是“天下一统，华夷一家。”这些都说明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各民族之间有一股强大的内聚力，这种由各民族构成的共同凝聚力，是任何力量也摧不垮的。
宋金之战，同样是兄弟民族争夺统治权的斗争。金的兴起，宋的腐败，导致北宋的灭亡。金虽然占据了北方半个中国，但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统一中国。宋金之战，就其民族关系来说，仍然是中国内部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双方有着共同的疆域，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文化内涵，不论战争发生在南方，还是在北方，或者发生在共同祖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内部压迫与反压迫的战争，都是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它不存在改变祖国疆域的目的。因此，今天从多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一般不宜用“异族”、“外族”、“侵略”、“反侵略”来表述。这些字眼应当是有特殊含义的，即指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和斗争，例如戚继光对倭寇的斗争，郑成功对荷兰殖民者的斗争，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的抗英斗争，等等。戚继光、郑成功、林则徐等与之斗争的对象，是中华民族以外的侵略者，自然应称“异族”、“外族”、“侵略”、“反侵略”。作为中国一方，他们是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的，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自然可以称之为“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他们斗争的性质不同于中华民族内部各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当然，不以“异族”、“外族”、“侵略”、“反侵略”来表述，并不等于中华民族内部的斗争就没有是非问题，就没有正义非正义的问题。毛泽东就曾经指出过，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和非正义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那么，哪些战争是正义战争，哪些是非正义的战争呢？一般说来，凡是带有掠夺性的战争，如旨在掠夺财富、破坏生产，甚至烧杀被进犯民族人民的，都属于非正义的战争，凡是属于反抗民族压迫、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繁荣和发展而进行的战争，都属于正义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涌现了许多战将，或者说许多英雄人物，这些人物在征战的双方都有，对他们作出评价，要把他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去考察，对具体人物进行具体分析。给这些历史人物以什么样的称谓，一是要恰如其分，褒贬得当；二是要顾及相关民族的感情，不能强加于人。
对“民族英雄”的界定，我以为要特别慎重。能够称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的，当是指代表全民族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是为拯救民族的生存和文明而和外来民族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英雄人物。既然这样，在多民族国家里，由于争战而产生的英雄人物情况就很不一样，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因为在这些人物中，有的可能是为了本民族利益而反对其他民族的；有的可能是为了一部分民族的利益而反对其他民族的掠夺和压迫的；有的则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领土完整和独立而和外国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的。对这些战争中出现的英雄，如果要称之为民族英雄，就应当有如下几种不同类型，即代表一个民族的民族英雄，代表几个民族共同利益的民族英雄，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民族英雄。称谓不同，取决战争的性质，而不是说明英雄人物有什么等级，或分什么高低，更不是什么褒贬不一。正如我国著名的文化人，革命的老前辈李一氓同志在《谈谈辽史》一文中说的：“我们这个民族，不是只有汉族”，“轻率的断定凡是打其他民族的汉族武装将帅，都是民族英雄，是难以信服的。”评价历史人物的“气节观”标准气节现在古今历史人物的评价中，一直是个突出的标准。崇尚气节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孟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气节观，叫做“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经历代沿用，被各民族各阶层人士认同，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是应当提倡的。
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气节是必须考察的标准之一，但不是惟一的标准。况且，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常常把一些本来是封建糟粕的东西说成气节，用以禁锢人们的思想。所以，在用气节观来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要特别慎重，防止把封建糟粕当成气节加以称颂。
其一，不能把反对改革、反对学习西方说成是爱国爱民的气节。清末的顽固派在反对改革反对学习西方时，就以崇尚气节为武器，极力反对学西学，认为“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耳”。只要臣民有“气节”，就能“御灾而灾可平”，“御寇而寇可灭”。那么，什么是他们讲的“气节”呢？他们讲的气节，其实就是忠君，忠于孔孟之道，忠于封建的纲常伦理。谁能维护皇帝的尊严、地位，谁能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从二夫，便是有气节。他们提倡气节，为的是反对西学，认为学习天文算学等“技巧之术”，就是轻气节。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法。试问，如果不学习西人长技，不改革弊政，不拥有自己的坚船利炮，怎能抗击外国的侵略？在中国近代史上，不论是鸦片战争，还是太平天国运动，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在洋人的枪口下负“节”身亡，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说明吗？反对谋自强，反对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采取极不负责任的态度，这算什么气节呢？
其二，在运用气节观评价历史人物时要具体分析。历史人物在其一生的表现过程中，往往是纷纭复杂的现象，坚持气节和失节在同一个人身上可能都出现。论者必须对两者进行具体分析，孰轻孰重，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孰大孰小？然后才对这个历史人物进行实事求是的全面评价。比如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他曾经两次率部进攻上海，同清王朝和外国侵略者进行过浴血战斗。当时有人问李秀成为什么冒险进攻上海时，他严词以对：“因为外国人对我们破坏了信约！”“公然派本国军队，前来侵犯我国疆土”。他指责侵略者和清王朝的勾结是“罪恶的买卖”，是“卑鄙无耻的勾当”，表现出崇高的气节。但太平天国主亡城破，李秀成被俘之后却写了一个“自白书”，竟然说：“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甚至还向曾国藩献上“招降十要”。因此，在评价他一生的功过时，不指出他写“自白书”是失节行为是不对的，但如果仅以此来否定他的一生，并把他打成“叛徒”，显然也是不公正的。李秀成写“自白书”是他一生中的一个抹不掉的污点，但从他一生的全过程来看，他仍然是一个应当肯定的历史人物。
其三，对旧王朝的死硬派不应多加肯定。在中国历史上，新旧王朝交替时，总有一批识时务、顺应潮流的官员从旧王朝走向新王朝，如唐初的魏征等等。这些人大多数为新王朝的安邦定国起了积极作用，有的成了一代名臣。但是，有一些坚决“不事二主”的死硬派，却和新王朝过不去、不合作，甚至搞复辟活动，妄图使历史车轮倒转。这种人历朝都有，古代近代都有。近代的这类人物因离现实较近，其劣迹为世人所唾弃，颂之者少，如清末反对共和、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张勋。但在古代就不一样，商朝遗民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后人一直歌颂他们，唐代大文人韩愈还写了《伯夷颂》。颂什么呢？颂他们宁死不屈，有气节。对此，毛泽东以新的历史观否定了韩愈的《伯夷颂》。毛泽东指出：“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95页）历代都有一大批伯夷、叔齐之类的旧王朝死硬派，其实，这些人中有不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并非为正义事业作出牺牲的，是属于不应肯定的历史人物。
其四，不应肯定封建的节烈观。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节烈观，是赞颂为封建道德而殉节的烈女、节妇等等。这些被世俗称为美德的行为，实际上是统治阶级为了钳制人们的思想，制造出来的一条又粗又长的绳索，捆绑着人们的手脚，在历史上起着反动作用。
气节问题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历史传承给我们的，大多是封建社会的气节观，而这种气节观又往往和一种被认为是高尚的道德观捆绑在一起，即诸如忠君爱国等等。忠君或许有人还会贬评几句，而爱国则很少有人去作具体分析。当旧王朝败亡之际，往往有一些所谓的义士在遥拜王灵之后而-，或者下决心和新王朝作对。显然，这些人在本质上是忠君，而不是爱国。我们提倡和事业的正义性紧密相联系的气节。站在正义一边，不为利诱，不为威屈，或者为了绝大多数的利益而宁死不屈，这种气节是值得称颂的；而站在非正义一边，甘心为腐败政权殉葬的死硬派，是不应视为具有崇高气节的。我们要颂扬那些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振兴、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为社会进步和人民的自由解放而奋斗的、有气节的历史人物，而不能相反。
< 1 > < 2 > |
|
|
|
